自由的追尋：林毓生的思想與生命epub，azw3电子书。林毓生先生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畢生思考自由、理性、法治、民主等議題，提出過深邃只見解，在中文世界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自由的追尋》是他的思想傳記，前半部分著重敘寫林毓生成長與學思之路，突出在此道路上曾經對他產生關鍵影響的人與事；後半部分深入探討林毓生學術思想與代表著述，探討其旨意與論證、說明不同論著之間的邏輯關係，並揭示這些學術研究的實質意義，及其與我們這個時代的互動關係。
书名: 自由的追尋：林毓生的思想與生命
作者: 丘慧芬
格式: AZW3, EPUB
臺灣——重新開始
剛到臺灣時，林家在臺北郊區的北投待了幾個月。為了不讓林毓生的學業停頓太久，他的父親特別費了力氣，安排林毓生去北投一所初中暫時上些課，但是他們不久就搬到臺北市區去住了。
搬到臺北市區後，林家本來可以用帶來的一筆資產東山再起。然而，跟隨林孚治到臺灣的一位孫姓助手，卻因為想家而決定離開臺灣返回北平。孫姓助理是林孚治在天津時最倚賴的左右手，沒有他的幫助，要在人生地不熟的臺北再度隻手創業，對不再那麼年輕的林孚治來說，真是談何容易。孫姓助手離開後，林孚治急著重建產業來維持生計，就加入了一個他人介紹的投資。沒想到這個投資非常不當，對林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經濟的壓力讓林家決定搬到生活水平沒那麼高，但離臺北不算遠的三重鎮定居。幸好，林孚治此時得到一些山東與東北來的同鄉協助，就決定在離三重不遠的深坑開辦了一個小工廠。工廠規模雖然很小，但林家的生活卻因此可以在有了一些營收之下，逐漸安定了下來。
比起在北平的生活，少年林毓生清楚知道家中景況已是今非昔比。不過，我們知道臺灣1950年代的經濟大環境，基本上是非常匱乏的。整體來說，一般人的物質生活都相當清苦。林毓生記得，那時從大陸流亡到臺灣的個人與家庭，多半都需要依賴政府的接濟，才能勉強過得上日子。相形之下，林毓生認為他們家的情形真的不能算太差，只是與在北平的生活相比，一下子有了天壤之別。這樣的落差，對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來說，雖然不至於像魯迅描寫他們家由小康墜入貧窮帶來的那種窘迫與失落，但畢竟還是一個極大的改變。因此，林毓生要能完全適應自然也不容易。林毓生說，他那時是先從北投插班進入臺北成功中學繼續念初中。在成功中學讀書時，他最直接感受到的不適應，就是不能像在北平那樣，隨時可以自己去買一些，或是去吃一點兒愛吃的東西，遑論喝上一碗他最愛的豆汁兒。對於特別愛吃的林毓生來說，這一點是家道中落後讓他感到最明顯的一個改變。不過，他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失落，因為家裡從來沒有為了經濟狀況給他什麼特別的壓力。他認為，這都是母親的功勞。因為他的母親總是盡力讓他有一個安定的念書環境，從來不曾在他面前有過任何的抱怨。他記得母親一面要照顧他和弟妹，一面也必須開始親自操持所有的家務。與此同時，母親還要努力地不讓父親重新創業所遭到的挫敗與焦慮，影響到他和弟妹的情緒。林毓生曾說，父親沒有放棄在逆境中的拚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啟示」。01 不過，他對母親在全家遭遇逆境時的承擔與付出，顯然有更深的感受；而且，可能是要到他進入生命的晚境時，才真正體會母親彼時是如何不讓自己承受的各種壓力去影響孩子，尤其是不讓壓力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任何不安或是無形的傷害。他特別記得，母親是如何無怨無悔地去擔負家中一切的事務，又總是盡量不讓父親有任何不必要的牽掛，也盡量解決她自己獨自能解決的大小問題。
……
臺灣民主的評斷
既然林毓生已經超越了五四初期對自由民主及法治的理解，那麼他對臺灣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解嚴後所發展出的民主，是否也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原創之見？根據林毓生的文章，我們知道，他認為臺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雖然已經發展出民主的形式，但是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執政時期，特別是李登輝在1988到2000年執政的十二年期間，卻將民主政治化約成了用選舉的炒作來擴大執政權力的民粹型民主。林毓生也指出，李登輝似乎以為一旦贏得較為多數的選票，就可以自稱代表了所有的「人民」。這樣的看法，等同將人民化約成為無須加以分殊，同時又成了具有集體意識的一個整體性符號，以為如此即可將自己的循私作為，說成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在這樣的民粹作風之下，林毓生認為當時所謂的「民主」政治，其實已經淪為與兩蔣時代那種「私性」的權謀詐詭沒有什麼區別。換句話說，他認為李登輝身為一個執政者，除了一心擴張個人和其所代表的族群、地域與政黨的權力及私利，根本無法將政治提升為一種超越私利且在公共領域中謀求公共福祉的志業，更談不上會真正從事民主的基礎建設。在這個意義上，林毓生秉承殷海光一生所強調臺灣唯一的出路就是從事民主的基礎建設，也自然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落實。
林毓生對李登輝的評論是否公允，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林毓生當時是非常希望李登輝能做好民主的基礎建設，特別是建立法治的堅實基礎。這當然也是因為他認同孟德思鳩（Montesquieu, 1689-1755）所說，政治領袖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是可以建立起合理良善的制度的。在此認知的前提下，林毓生認為李登輝1988年鞏固其政治權力後，本來是有機會將臺灣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民主社會。然而，李登輝無法超越「私性政治」的格局，和陳水扁執政後益發民粹的作風，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種問題，諸如「黑金」的介入政治、第一家庭的貪汙、執政者罔顧誠信等，更不用說炒作臺獨假議題所引發的國家認同分裂與社會共識的鬆動，都一再傷害到臺灣憲政民主的基礎建設，結果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就無須贅言。職是之故，我們可以了解，何以林毓生在陳水扁執政後會大幅度修改他2000年的一篇訪談文字。這篇文字本來是在討論做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幾個基本條件，但修訂後，筆者發現林毓生幾乎是完全重寫了這篇訪談的內容才再予以發表。文章中，他不但全面地擴充和解說韋伯著名的「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也對早先在訪談中提出的論點，給予更加精微準確的釐清與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