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演化論: 中國如何治理？epub，azw3电子书下载。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改革開放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多種不同挑戰以及劇烈的結構變化，如今，黨國體制面對社會穩定和政權存續之間存在的張力。一方面，國家應對社會使用強勢策略或許可以維繫政治權力的壟斷，但另一方面，國家唯有採取更加包容的相處模式，治理品質和政權正當性才得以強化。
本書關注國家—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採用一種全新的演化架構，探索在中國的若干治理領域當中，國家如何與非國家的行動者產生互動和關聯。多位作者使用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發現在不同領域當中國家和社會的互動關係隨著時間而改變，某些領域建構了建設性的互動關係，但某些領域呈現持續衝突。此一演化途徑提供了更為細微的觀察，讓我們得以窺見黨國體制如何隨著不同的環境條件變化，時而行使強制力量，時而採取彈性的對策或政策調整。
书名: 威權演化論: 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
作者: 徐斯儉, 蔡欣怡, 張鈞智
格式: AZW3, EPUB
第一階段：宏觀法律環境的變化
一直到21世紀，保護私人產權的宏觀法律環境並不穩定，主要靠著兩部有可能在全國實施的法律：2007年頒佈的《物權法》以及2003年及2007年頒佈的《物業管理條例》。《物權法》對所有權進行一般性的界定，而《物業管理條例》則提出設立和管理業主組織的必要條件。然而，許多涉及產權實務的細節卻未被提及。《物業管理條例》最初的版本（2003）比《物權法》（2007）發佈的時間要早得多，因此造成一種監管上的矛盾，條例中關於業主組織的許多條款並未得到國家最高法律的支持。《物權法》裡的一些模糊的條文留下詮釋空間，遭到嚴厲批評。7因此，產權的實際執行乃是由地方政府裁量。
2010年的新版本發佈前，《辦法》的早期版本是1995年公佈的《北京市住宅小區管理辦法》。兩個版本事隔多年帶來一些不確定性，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段時間落差得出幾點觀察。首先，財產權缺乏清楚的法律環境意外地給社會力量的發展留下空間。有一位業主行動主義者表示：「簡單來說，頒佈有法律地位的具體法令之後，我們擔心社會空間會縮小。當一切都很模糊的時候，我們有更多的自由。」8這句話表明，缺乏清楚的制度環境，在社會行動者看來可能是一扇機會之窗。其次，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社會，最初都無法有足夠的資訊掌握對方的企圖；頻繁的接觸促進相互理解。許多業主行動主義者證實，國家對公民的敵對態度逐漸減少，這也證明國家對社會行動者的認知出現變化。9
在這段過渡期，業主的社會權力與日俱增。面對眼前的機會，他們動員起來、變成行動者，要有效代表業主的集體利益。隨著商品房蓬勃發展，業主開始在每個社區成立業主委員會，成為真正代表業主利益的組織。業主現在可以在特定小區買房、投票選舉代表，並透過他們的領袖和組織向開發商、物業管理公司以及相關的政府部門傳達對住房維護、生活條件和一般生活品質的不滿（Cai 2005; Read 2003; Shi and Cai 2006; Tomba 2005）。
當住房剛開始商品化，由於雙方期待有所落差，物業管理公司及開發商和業主之間圍繞物業管理發生許多衝突。最初的衝突有一些是由於開發商蓋出劣質的住房，有一些衝突則是由於缺乏明確的產權。更多的衝突是圍繞著如何管理名下的房產，包括公共設施的維護，如電梯、綠地和停車場，以及在住宅區提供保全與清潔服務。業主委員會負責將居民對這些問題的抱怨傳達給其他相關行動者。例如，靠著多數業主的同意，業主委員會試圖換掉不滿意的物業管理公司。他們訴諸集體請願、提起訴訟與集體行動表達和維護業主的利益。
隨著時間變化，不同小區的業主委員會開始出現橫向連結，業主跨越國家設定的鄰里界限進行動員（Chung 2015; Yip and Jiang 2011）。隨著他們社會力量的擴大，整個北京業主之間的橫向連結促進他們集體利益的表達。這些橫向連結現在代表在此項議題領域的主要社會行動者。宏觀法律環境的變化（如2007年的《物權法》）讓社會團體有機會站出來發聲。公開論壇、記者會和簽名連署接踵而至。社團活動的主要目標已經不限於打擊無良的地產老闆。業主們現在試著從權利面，改變約束他們名下房產的規定與法規。10
北京市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業主橫向連結，分別是和諧社區發展中心以及北京市業主委員會協會申辦委員會（以下簡稱：業申委）。和諧社區發展中心自稱是一個智庫，藉著論壇、研討會和會議跟業主及其他參與者互動。和諧社區發展中心是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發展相對穩定，同時避免與國家的直接衝突。業申委的成員是不同小區的業委會主任。業申委宣稱自己更獨立且直接代表業主利益，同時也願意採取積極的策略與國家互動。它已經介入許多小區的糾紛，並為有爭議的業主提供幫助。
兩個組織與國家互動的立場稍有不同。相較於和諧社區發展中心，業申委採取更具有攻擊性的行為策略。國家對兩個機構的回應也不同，給了前者正式的法律地位，但後者就沒有。然而，這些組織一直不斷尋求與國家接觸。中國的社會組織已經認清，比起尋求絕對的自主性，和國家接觸更能保障它們的存活（Lu 2009）。同時，國家也意識到與這些組織互動 —— 無論他們之間的差異 —— 都有助於治理，因為國家可以藉此蒐集資訊，掌握基層社會中越來越重要的議題。下一部份說明業主之間的橫向連結如何積極介入相關的政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