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epub，azw3电子书。余大師學術成就名實不符，孵育余家班五十年，導致學術貴族制壟斷之禍。
余大師經不起驗證的學術成績：
•為取悅費正清寫漢代版的封貢體系
•湊熱鬧鑽紅學，錯把書評家和書商當作者
•神話陳寅恪
•比附明清商業文化為資本主義
PS：自古文人相轻，哈哈，不评论。
书名: 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
作者: 盧建榮
格式: AZW3, EPUB
明清之際
余英時在明清之際新思潮的研究上，同樣在方法論上犯有重大失誤，不可不明辨之。
明清之際新思潮不可與清民之際新思潮同日而語的理由有二：其一，清季以後中國歷史上始出現大眾媒體，明清之際猶是小眾傳播的時代。因此，就新思潮傳播效益而言，明清之際頂多只能是在識字圈內極小的人際網絡的小眾傳播，這對於社會／文化變遷只能積漸才能為功，短期即令有，亦與無沒啥兩樣。此其一。第二，明清之際新思潮並未形成主流，它頂多是邊緣的形式而已。當時的時代基調應該不在新思潮這一文化區塊。倘若如此，其改變社會／文化的動態亦殊為有限。明清之際新思潮的研究重點不在其有無出現，而在它二百年後如何遭人挪用。
余英時深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套文化，然而，一旦自己提筆為文就忘了。他說，在明初，國家將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懸為厲禁。（頁8-9）余英時不知這明顯是規範史料，規範史料在運用上要慮及規範如何落實的問題，倘若不落實，即使是法律，也形同具文而已。明中葉以後處士橫議，士風猖狂之下，請問余英時：明中葉以後政府對於言論、出版自由進行了如何的打壓？余氏在頁十四提到張居正禁毀書院；不過，余氏只說專制政府大起警惕之心，卻不提禁毀時間只是很短暫的。重要的是，公權力無法遂行初期設下的言禁之律也。余氏見不及此，又在頁三十，表示王陽明「致良知」教和王艮「明哲保身」義，乃因應明代專制而轉趨低調云云，在註中又表彰近人蕭公權書對張居正毀書院一事的深刻見解。禁私學行動背後正是為鞏固專制政權計也。（見頁55註107）余氏對張相禁言論政策之落實程度與否，固無所措意，又對張相上台前和下台後的處士橫議現象，完全置之不理。這就是不解政策（不論明太祖或是張相）乃規範性史料，政策是否落實才是觀察重點，不要一看到「上有政策」，就望影開槍，謂其必定中槍。
余英時對明清之際新思潮之掌握只在發端，而不及該思潮所在的位置，在權力之核心或是邊緣。余氏最常舉為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原君篇〉和〈學校篇》兩文本，以及王夫之的《黃書》文本。事實上，黃、王兩作不僅觸及時諱，而且本人及其後人對於對外借觀，躊躇不已，遑論大量刊行了。事實上，王夫之著作是在死後兩百年才被發掘的，王書雖寫於十七世紀卻生前未問世，固不足以引起學界士人圈之注意，更談不上對當時有何影響了。質言之，王書與十七世紀無干，它的問世、出版，乃至傳播，乃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前二十年事耳。至如黃書，〈原君篇〉有與異族殖民統治政權針鋒相對之處，黃氏後人對於滿人政權交心表態唯恐不及，理當不敢以原稿的原汁原味公諸於世。時人即令接觸原稿本，當自下禁口令才對。（按：這情形微乎其微）故爾此書雖在世、且傳頌士林間，但君主權限的議題是炒熱不起來的，形同是假議題。因此，該書兩百多年來也形同不存在。它在十七世紀只有思潮的意義，卻置身邊緣、且毫無文化傳播意義之可言。也就是說，王、黃兩書只存在作者腦海中事，真正閱讀並付諸行動的讀者，要待二百年後才出現，屆時，王、黃的言論會被新時代的讀者挪用其中的何種意義，都與創作其書的兩位作者無涉矣。這兩個個案，都是身後讀者而非作者生前在決定讀取文本意義之顯例。余英時於此毫不知覺，只在論公私觀上，才覺醒說，明末三大師對後世的影響是在「清代中葉以下」（頁22）。
他還說，黃宗羲〈學校篇〉中所言，可溯源到北宋蘇東坡〈南安軍學記〉文本，（頁9）未免扯遠了。首先，漢唐之間國家固以學校為養士之具，但國家重用的人才，乃出於漢代察舉制、中經九品中正制，以迄隋唐之科舉制度。這是事實，無待深論。易言之，學校只是裝點門面而已，作用不大。其次，且不說蘇東坡論學校制的妙用，完全不合史實，黃宗羲之論學校確有當世書院議政之所本，不盡然是黃氏心中之理想也。（頁9）到底十一世紀北宋菁英對學校制充滿憧憬、還是黃宗羲存活的十七世紀現行學校議政之實現，才是黃宗羲寫〈學校篇〉的靈感所繫？就可能性機率大小而論，余氏捨近／實，求遠／虛。請各位讀者想想，余英時推想得是否過頭了呢？
……
海外反共穩賺不賠
余英時揭破陳寅恪私下論政，他誇大說，讓中共掛不住臉的事，引來中共政權傳聲筒寫作班子，以馮衣北為集體化名，攻詰起余英時對陳氏晚年心境的意見（註1）。其實，馮衣北是大作家劉斯奮的化名，他以《白門柳》一書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余英時未免有張大敵勢，替自己臉上貼金之嫌。余英時用三文予以回應，事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間，雙方殺紅眼，殺得好不熱鬧。既有人以護共打余，余的反共招牌豈有不亮之理？反共之於余，是余在台灣，或廣大的海外自由天地的活廣告兼吃飯傢伙。有護共人士飛蛾撲火式奔向余設定的火燄陣，這位傳聲筒活該被燒得叫苦不迭。余氏自一九五四年在海外怒批郭沫若這位中共第一紅人——既不用付代價，反獲反共清譽，早已食髓知味。一旦余英時大跳反共艷舞，台灣反共大樂團豈有不敲邊鼓、為余助陣的呢？
這裡面有一事事關中共大顏面，那就是陳夫人為去留大陸事負氣出走一時事件。實際上，陳氏夫婦沒有離開大陸而赴海外（特別是台灣）。這之中，陳氏夫婦就算有過起心動念、甚至起爭執，而之後因滯居大陸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有所懊悔，比起事件核心的終究沒去國，就變成不是重要問題。然而，有人為了維護中共顏面，硬主張陳氏夫婦沒有存心出國、甚至到台灣的打算。為此，拉了一些陳氏親友作證說，絕無此事。而中共方面更是誓死反對陳氏有過去國打算。事情發展至此，等於做球給余英時殺，讓他予取予求了。
實際上，這個問題——事件中人動機問題——不是歷史學要處理的重要工作，歷史學毋寧更關切事件結果如何詮釋的問題。陳氏夫婦沒去國他去，是摧之不毀的事實。既如此，就不用去問他們夫婦有否在去國事上有所爭議、如何爭議了。有位英國史家為翻案二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而聚焦到張伯倫對手主戰政策上頭，為此大作翻案文章，致遭大史家霍布斯邦（E. J. Hobsbawm）譏其唯在取悅不曾經歷特定歷史事件的異代讀者。霍布斯邦的理由很歷史學，即英國於二戰前夕是綏靖主義蓋過主戰主義，史家再如何逆勢操作，也不能喚回當年主戰主義成為歷史動力。（參見霍布斯邦《論歷史》（台北：麥田，2002，黃煜文譯本頁382；余著頁372有提及霍氏此書，但未讀至此處）如今有人為了維護黨的顏面，在不曾有過中共建政後思慮義不帝秦的經歷，便擎起政治正確的大旗，不惜違犯歷史學操作原則，那是政客作為，委實不合史學之譜，余氏何苦與彼輩一般見識？然如果有學者在此與余氏纏辯不休，這不僅暴露自己史學不靈光，而且還反被余氏玩弄。又何苦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