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epub，azw3电子书。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和城市革命带来了便利，也带走了古城成都的风貌，地方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好在，我们可以通过撰写历史来找回这座城市的记忆。
《消失的古城》提供了丰富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讲述了成都这座城市从传统生活到进入现代的故事。它为我们精心描绘了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活动，以及乞丐、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种身份的人，在这座城市中为生活而挣扎。
书名: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微观史代表人物王笛继《茶馆》《袍哥》之后又一城市史力作，娓娓道来革命时代中国的都市变迁。 】 (甲骨文)
作者: 王笛
格式: AZW3, EPUB
中国城市的自治传统
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力图回答“什么是欧洲的不同之处和独具的特点”问题时，认为是欧洲城市“标志着无与伦比的自由”和发展了一个“自治的世界”。过去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国城市被国家权力紧密控制，人们没有任何自由。然而，如果我们进入一个中国城市的内部、深入城市的街头和邻里，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市民们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并非通常理解的完全被控制。现代市政设施在中国城市出现以前，街头成为邻里或社区最基本的单位。“街”的概念（如“街坊”、“街邻”、“街众”等）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强化了人们的城市共同体意识。
传统中国城市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由此而产生的地方自治使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都能较为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普通民众在街头自由从事各种休闲和商业活动，与他人分享诸如街头巷尾、广场、庙宇、桥头、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街头主要由邻里组织和保甲系统控制。街首和保正、甲正等头面人物从居民中挑选，尽管有时他们也代表政府履行一些诸如治安等“官方”职责，但他们不是城市管理机器中的正式官员。清朝的地方政府很少直接参与城市的控制，这种管理模式对城市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些由街区邻里组织的活动清楚反映了社区认同和自我控制的程度。正是因为精英没有官的头衔和权威，他们在管理公共空间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其结果便是街头生活事实上并未受到太多的局限，这与过去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常识性理解”相去甚远。
是什么因素导致有清一代中国城市缺乏市政管理？其根源甚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政府结构。衙门的正式官员有限，无法满足控制辖区内庞大而分散人口的需要。例如，晚清巴县（即今天的重庆）只有两百多个衙吏，但总人口超过了99万。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绝大多数这些衙吏实际上是“差役”，只是县衙雇用的跑腿，诸如壮班、快班、皂班、收发、值堂、跟班等，并非能司其责的官员。因此政府机构只能用于处理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务，诸如地方的税收、犯罪、治安等问题。但即使在这些问题上，地方政府也甚感力不从心，根本无法把它的触角深入社会基层，而不得不依靠地方精英来组织社会生活和进行社区控制。其实，直到20世纪初警察的设立，国家权力都基本没能触及城市最基本的层面，市民享有相对较高的自治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自由地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间。
在过去的中国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局限于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以家庭、邻里（或街道）为单位参与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由邻里和社区组织的活动强化了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城市社会里有着各种自治组织承担着各种公共的庆祝活动，根据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华若碧（Rubie Watson）的研究，宗祠——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不仅是宗族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且是社区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有的城市，例如成都，宗祠的活动并未延伸到社区，而社区组织却扮演了重要角色。
……
作为四川省城的成都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市民在由地方精英引导的非官方组织的社会中生活。在成都，街道不仅满足交通、商业和娱乐需要，而且是邻里凝聚的基本单位。精英卷入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节日庆祝、公共卫生到慈善事务、道路维修。在一定程度上，街道连接着社会生活，成都街道的结构促成了这样一种凝聚力。在清代，据晚清知县周询的《芙蓉话旧录》，成都被划分为若干区，每区有一“领役”总司该区事务，下设“街班”负责一条或若干条街的民事，另有“海察”维持治安。这些人多为袍哥成员，对社会颇有控制力，加之“其时承平日久，四民各安其业，盗贼颇稀”。成都各街两头都有栅子，由一个栅夫看守，负责夜间关闭，清晨开启。此外各街还雇有更夫守夜。居住在同一条街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或许可称为“街坊情结”，人们相互视为“街坊邻居”，经常互相帮助。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
许多庆典和仪式都源于这种社区意识。这些活动的举行可以有各种动因：民间传统、大众娱乐、黄道吉日、宗教仪式等。例如，农历一月十六日成都民众参加“游百病”活动，将民间传统与公共娱乐结合起来，以此除病去灾。游百病须登高，但成都没有山，市民们便登城墙，由此又吸引许多小贩、算命先生、卖打药者在城墙上摆摊。人们的广泛参与既反映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亦显示出对公共活动的渴望。从其结果来看，这项活动既是社会交往又是身体锻炼。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娱乐的社区庆祝活动日。节日期间，人们在门上挂中草药以赋予其祛邪的愿望，社区组织龙舟竞渡，年轻人参加江中的捕鸭比赛，市民们还在东较场举行“打李子”（即互相投掷李子）的狂欢。据一个传教士的回忆，1895年的端午节，“估计有六万人参加东较场的打李子活动，那里犹如一个战场”。妇女小孩都穿着鲜艳，站在城墙上观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