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間諜活動epub，azw3电子书：從建黨初始到競逐國際強權，剖析中共情報系統的歷史與組織，透視紅色情報員如何滲透、潛伏，在外交、軍事、經濟、科技上威脅全世界！
情報部門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信任的主要堡壘。對於想要了解中國如何在外交、軍事、經濟與科技上影響全世界的人來說，本書無疑提供了一座橋梁，揭示了中共情報組織的轉變和改革、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情報機構領袖、著名情報人員和重要行動，以及中國在其他國家的間諜活動有多麼地活躍而全面。
中共百年間諜活動涵蓋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起的一個世紀內的間諜和情報活動。從成立初期到如今，中共的間諜活動經歷了多個階段，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對全球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的情報體系逐漸成熟，從最初的保護黨的安全和情報收集開始，發展到了涵蓋更廣泛範疇的情報活動。中共的間諜活動不僅僅局限於國內，更加重視國際情報的收集和利用，以支持其國家戰略和目標。
中共的間諜活動涉及的範疇廣泛，包括了情報機構的建設和運作、間諜的培訓和部署、情報的收集和分析等方面。這些活動通常在秘密環境下進行，目的是為了確保中共的利益和安全。
雖然中共的間諜活動在一些情況下為其帶來了利益，但同時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批評。有人認為，中共的間諜活動可能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造成一定的風險和威脅。
總的來說，中共百年間諜活動的歷史與組織充滿了複雜性和多樣性。這一主題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和探討，以更好地理解中共的情報體系及其對全球產生的影響。
书名: 中共百年間諜活動：從建黨初始到競逐國際強權，剖析中共情報系統的歷史與組織，透視紅色情報員如何滲透、潛伏，在外交、軍事、經濟、科技上威脅全世界！
作者: 彼得．馬提斯, 馬修．布拉席爾
格式: AZW3, EPUB
進入現代的情報工作
一九八三年國家安全部成立時，正值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提高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一九七五年，鄧著手研擬「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科學技術與國防——目的是讓中國變得富有且強大。這些現代化計畫需要從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引進技術和管理知識。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中國在一九五○年代與蘇聯的決裂導致該國採自給自足政策，也在無形中削弱了黨領導人了解外在世界的能力。隨著相對少的重要外交關係以及遭到弱化的情報資源，鄧領導之下的中國需要在外交上進行試驗，同時教育領導階層了解外在世界。
話雖如此，中國的情報機構並未準備好支持這些情報需求。上述的肅清使得民間情報幹部的人數和行動知識皆大幅下滑。此外，當民政部和黨的官僚組織在一九六七年解散時，以下兩種情況之一發生了：一是情報特務失去與其運作者（handler）的聯繫，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雙方直到十年後才重新連上線，順利維持情報關係；二是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二部（簡稱「總參二部」）接管許多中調部特務，而當黨的官僚組織重新建立之際，並沒有跡象顯示這些特務必然回歸民政體系。當國家安全部在幾年之後成立時，其人員大多來自公安部的反情報單位。甚至首任部長凌雲也是出身自內政安全的背景。
雖然資訊不完整，鄧小平似乎轉向有軍事背景的友人來負責情報工作。一九七五年，鄧小平短暫復位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期間，他將情報界的退伍軍人暨前外交官伍修權帶進來，並擔任副總參謀長暨總參二部部長。一九七九年，伍建立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一九九二年改名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以蒐集並分析蘇聯和其他大國的戰略，藉此拓展第二部的公開來源情報註12。其他重要的第二部部長如劉光甫（1978-82）、張中如（1982-85）與曹辛（1985-88）皆在中革軍委第二局或是八路軍底下開展他們的職涯，其中一些人如曹辛和伍修權更是直接為鄧小平賣命。
這些關係不是衡量鄧小平仰賴軍隊進行情報工作的唯一指標，面對一些表面上相當重要的小組，尤其是關於臺灣與外交事務，人民解放軍主宰了多數工作，擬定總體的政策方向。國家安全部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晚期才加入外交事務主要小組，獨立於該部職責之外。雖然國家安全部部長在政治上是可靠的，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並非那種不需要一個正式職位便能發揮影響力的政治要角註13。一九八五年，外交部響應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所發表有關外交事務的演講內容，聲稱國家安全部在官方任務中的角色應該縮減，功能也應該有所限制，以免被發現其運作偏離了鄧的現代化工作中十分關鍵的外交關係註14。
中國共產黨情報領袖
曾經帶領中國共產黨情報與國安機構的人（都是男性）幾乎沒有什麼相同的特點。除了都是男性外，共同的特徵就是對黨的忠誠了。一九二七年，周恩來開啟了中國的情報工作，從早年便是情報領袖，直到離世為止。幾十年之後，以陳雲的話來說，在周之前，這個黨「還不知道如何組織情報」註199。出身自一知識分子家庭，周恩來即使是在攀上黨的領導高位之後，仍維持著諜報技術和行動管理方面的專業。在當代，他仍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當中最受尊敬的一人，當代政治宣傳甚至尊崇他及至聖人的地位。顧順章，他是受過蘇聯訓練的特務兼刺客，並沒有特別的意識形態，直到一九三一年被捕之前，一直為領導層所信任；被捕之後，為了逃過刑求和保命，他當下變節。康生，他是組織和情報專家，後來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辯士，也是中國共產黨情報史上的另一隻害群之馬。他對毛澤東的忠誠堅定不移，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做為聽命於毛主席的一把利刃，並在身後遭黨開除。李克農一開始在一個重要的網絡中擔任臥底情報員，日後成為極有能力的情報通才和談判者。他在國共內戰與早期中國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羅青長，據說是傑出的分析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康生結盟，反對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推動的情報改革，而後在一九八三年遭封殺。令人不解的是，中國共產黨持續以羅在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成就，為他塑造形象，並忽略在此之後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後鄧小平時代（1992-）的領導人也是形形色色，彼此之間的共通點是對黨忠誠，儘管沾染了貪汙氣息。無論如何，影響力最為持久的可說是毛澤東主席本人了。他從一九三○年左右便試圖掌握共產黨情報及維安工作的重要權力，並在一九三五至三九年間強化掌控力道。情報工作變成毛的機器。直到他於一九七六年過世以前，每個情報主管都是經過他的核可，而他也是政策的最終裁定者。
在今日被黨稱作「公安保衛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傾」中，毛是未被提及、也未被指控的共謀者。第一次的大左傾，也就是一九三○年所謂的富田事變，毛利用紅軍維安人員做為祕密警察來攻擊他在黨和軍隊裡的敵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批評他，而他的影響力也確實短暫下滑，雖然在長征期間（1934-35）便恢復以往。毛接著藉由另外兩次「左傾」以強化他的權力，包括了搶救運動（1943）與始於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