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epub，azw3电子书下载。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的历史论述，示范了一种健康的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书名: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作者: 罗新
格式: AZW3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从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间，无论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欧亚定居社会如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诸国、东欧和中欧诸国曾经如何强盛，当他们面临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那么笨拙和孱弱。自古以来，以定居文明为本位立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和伟大传统的农业国家，竟如此经不起那些乍兴乍灭的草原政权的猝然一击？除了大肆渲染并极力夸张游牧军队的残忍和野蛮，难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败归因于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吗？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关心匈奴的原因。现今有关匈奴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许多疑问、猜测和误解，有不少神话成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匈奴的西迁。东汉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鲜卑击破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没有以高级政治体的形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汉文史籍明确以匈奴余部相称的游牧集团只在西域有零星出现。《后汉书》说“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已经指出在北匈奴的政权破灭后，原匈奴帝国统治下的人群被新的统治集团——鲜卑人所吸收的事实。但是，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从传教士那里获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Hsiung-nu）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并写进《匈奴、蒙古与其他西部鞑靼的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des Mongoles, des Turc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1757）。德经这个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援引入读者面极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很快成为一种流行说法。
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陲诸省，其间年代学上的断裂长达二百多年。为弥补这种断裂，研究匈人的一些西方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为匈奴西迁编织了年代上和空间上的连续历史。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严肃的内亚历史文化研究者所否定。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中央欧亚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匈人乃西迁的匈奴残部这个说法已很难再回到学术讨论里。有趣的是，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说法信为确论，津津乐道。这个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匈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非历史的内容。
但要正确解读匈奴的历史也非一件易事，因为匈奴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匈奴不像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那样各有自己的文字与文献，记录匈奴历史的文献资料全都是由对匈奴持敌对态度的汉朝官员用汉文写下来的。汉文史料提供了描摹匈奴历史轮廓几乎唯一的依据，而教科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都来自这些依据。汉文史料以可靠性高而著称，但关于匈奴人和匈奴国家的起源、发展、衰落与去向，仍然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匈奴不像突厥那样与东亚文明圈以外的波斯文明和罗马（拜占庭）文明发生深刻碰撞，也没有像突厥那样，由突厥人自己、也由周边的定居文明国家（如唐朝和波斯）留下了许多反映突厥人相貌的雕塑和绘画。
就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匈奴帝国是在以连绵草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出现的第一个骑马游牧人建立的大型帝国，幅员之辽阔，足以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时成为游牧民的，更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向谁学到了建立庞大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技术。现在学术界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马的驯化和骑乘，这种技术到底是从南俄草原上兴起从而逐渐传播到东部的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多元起源、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草原政治体高级形态的匈奴帝国的出现，绝不应当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突如其来。
在匈奴帝国崛起以前，中西史料都记录了欧亚草原上某些游牧集团或准游牧的人群力量，比如希罗多德所记录的斯基泰人，以及中国先秦史籍中的各部戎、狄，但把他们看成匈奴帝国的前奏，还需要有更直接和可靠的证据。对此传统文献显得无能为力，后起的考古学相对有了用武之地。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华北、西北、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工作，为解读匈奴文化的源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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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狼祖传说
羊年的贺岁片《狼图腾》引起争议，焦点在狼是不是蒙古人的祖先和图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连续发表多条微博，怒斥《狼图腾》小说和电影胡编乱造：“狼从来不是蒙古人图腾，蒙古所有文史中从未记载过狼为图腾！这是一汉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祸蒙古人的伪文化！”他还说：“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敌，狼并无团队精神，两窝狼死磕，狼贪婪自私冷酷残忍，宣扬狼精神是反人类法西斯思想。”蒙古族学者额鲁特·日·额尔登木图也撰文批评《狼图腾》，指出小说和电影中许多不符合蒙古族社会习惯、违反草原生活常识的描写，小说改名为《北京知青养狼记》才贴切，因为狼不会是草原社会的图腾，不过是《狼图腾》作者自己的图腾而已。
这些批评也激起一些反批评，主要是指出《蒙古秘史》开篇所记苍狼白鹿的历史叙述。《秘史》首节的明代总译是这样的：“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郭雪波反驳说，孛儿帖赤那（Börte Čino，旁译“苍色狼”）与豁埃马阑勒（Qo’ai Maral，旁译“惨白色鹿”）是人名，不是狼和鹿，正如姓马的祖先并非一匹马，叫龙的并不是一条龙。虽然这个理解在《秘史》研究者中绝非主流，但也值得重视。只不过，古代读书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不管懂不懂蒙古语，未必会在这个问题上很留意。正如研究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社会生活关系的学者所说，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神话就是真实的历史”（Paul Veyne,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页）。绝大多数中国古人在讲三皇和盘古（槃瓠）的时候，是不会抱着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的。顾颉刚猜测“大禹是一条虫”所引发的反感和嘲弄，从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历史叙述的不同敏感反应的角度去观察，就另有一种认识价值了。
蒙古族知识分子对《狼图腾》的激烈批评（必须说明，持批评立场的远远不止蒙古族，且批评者的侧重各不相同，我这里只涉及狼祖崇拜这一个问题），让我联想起一场（或多场）未见于历史记载但我确信发生过的同类型争吵。唐代前期，在长安的突厥贵族青年与唐人交往时，唐人会提到史书关于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头母狼的记载，而在长安长大并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年大概不会喜欢这个话题。要么否认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要么给出另外的起源解释，总之这样的争论不会让已经熟悉汉文化的突厥青年感到愉快。而参与争论的唐人，由于深信唐朝官修史书《周书》（稍后流传更广的《北史》还加以转载），对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认也一定大大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唐朝上层社会的青年中还颇有一批人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代表），对突厥的游牧社会投注了浪漫的想象和向往（比如承乾太子就梦想着到突厥去当个将军），他们不会觉得以狼为祖的历史追溯有什么不妥。当他们以羡慕和赞赏的语气说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时，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