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epub，azw3电子书下载。史家巨擘弃政从学的心血之作，海外汉学界权威的五四研究。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书名: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史家巨擘弃政从学的心血之作，海外汉学界权威的五四研究。） (汗青堂)
作者: 周策纵
格式: AZW3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日关系便是中国最急迫、最繁难的问题。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把“胶澳（即胶州湾）租借地全境”移交给日本，不过同时应许“最终将交还中国”。11898年3月6日，德国以99年为期，从中国政府手中强租胶州湾地区，其借口是，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被中国散兵杀害，德国即于11月7日派兵强占胶州湾。现在日本却想从德国手中转夺这块土地，而其所说的最终要归还中国的这种诺言，从一开始就为国人所怀疑。2第二年，即1915年，日军便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据了胶州，最后更在事实上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山东是孔子和孟子出生、教学、逝世的“圣地”；又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居于重要地位。日本不但无意履行交还的诺言，反而对中国提出了严苛的“二十一条”，并且迫使中国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民四条约》。中国人起初还自我安慰，寄希望于“一战”后列强会以公平的解决来纠正这种无理欺凌。3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时，中国人欣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3天，而且随处都是由衷庆祝的人群。北京的大游行以太和殿为中心，18年前，八国联军也正是在这里“庆祝胜利”，当时庆祝的是德国的统帅瓦德西（Count Waldersee）和其他高级联军司令率领八国联军打败了义和团。现在情势似乎恰好相反，中国是协约国联盟的一员，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为了适应这种情绪，停战不久，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侮辱象征的北京克林德碑①（von Ketteler Monument）也被移去了。全国人普遍的情感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为“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不但如此，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还抱着更大的希望。11月17日庆祝协约国胜利时，大批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北京约6万人的游行。同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比如蔡元培等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都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这次协约国的胜利真正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工人和平民战胜了压迫者；李大钊甚至把这次欧洲的胜利直接称为“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或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6其余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陶孟和等，也以为这次战争摧毁了秘密外交的观念和行动，禁止了破坏法律，制止了军事干涉政治，并且击败了独裁制度。7他们更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归还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得到纠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过于天真地相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② （Fourteen Points）和各协约国政府的宣战宗旨会在战后得到落实。8
然而，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从巴黎传回的消息显示，日本将要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恶劣。在和会尚未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互相表示友好，然而双方代表团一到巴黎，态度就立刻转变了。中国代表改变态度的原因，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怀疑，部分因为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③。当时中国民众和代表的态度因南北政治的分歧而分裂。北京政府任命陆徵祥为参加和会的总代表，他在1915—1919年间担任外交总长，曾在1915年签署由于“二十一条”而议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广州军政府对此番陆氏作为总代表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各代表中，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顾维钧同情南方，明显受到了美国影响。南方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并且企图煽动民众对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疑惧之情。1919年3月和4月里，中国的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纸上均有报道暗示，在中国代表团中，已有某种影响势力在暗中活动，将使这些代表只顾全日本利益④。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和会一开始，激烈的争论不但在中日代表团之间不断发生，而且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各派系代表之间也爆发开来。
从巴黎传来第一个使中国人震惊不已的消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男爵1月27日在五强（美、英、法、意、日）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⑤。有了这样的秘密保证，日本对和会通过其要求更十拿九稳了，而中国所赖以为援的美国却变得孤立无助了。
此外，日本代表又在1月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军阀政府先前与日本政府的一些秘密妥协，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原来因为要在山东省境内建设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北京政府曾经在1918年9月24日和日本商谈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项），因而把这两条铁路的一切财产收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13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Gotō Shimpei）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七项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内容，日本沿胶（州）济（南）铁路的驻兵将集中于青岛，而派一支队驻于济南；护路队要用日本人担任警长和教练；铁路完成后由中日共同管理。
……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动员
“五四”事件以后，学生们立刻朝气蓬勃地投入联合各界的行动中。北大学生游行示威回校后，在下午7时检点人数，发现失踪数人。11不久消息传来，失踪的同学是被军警逮捕的，将依据戒严令受到审判，可能立即被处以死刑。这条消息激起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立刻召集全校学生在当晚开会，蔡元培也到场。学生们谴责警察的粗暴，同时也担心被警察逮捕的同学有生命危险。他们认为，全体学生应该对事件负责，而不只是被捕的同学有责任，结果决议全体到警察局去接受监禁。蔡元培同情理解学生们爱国的动机，提出他会负责促成被捕学生释放。会后他便独自前往警察局。12他的努力并没有效果，不过他要求释放学生的立场却一直非常坚定。同一天晚上，其他大专学校的学生也纷纷召开类似性质的集会。
第二天上午（5月5日）9时，所有相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并且决议派出代表，以方豪（后来担任金英中学校长，不要与同名的天主教历史学家相混）为首，请求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与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联名，向总统请愿释放被捕同学。13会议同时决议，不达愿望，决不复课④。下午3时，这些决定在由段锡朋主持的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会议由所有有关大专学校的学生2000余人参加。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符定一在大会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目标。罗家伦报告，他成功地完成了赢得商人和报界的支持的任务。到会学生的注意力并不只限于释放被捕同学，他们还坚持游行示威的目的。会上通过的决议大致包括：（一）上书大总统，请惩办卖国贼，并力争青岛；（二）上书教育部，说明学生4日游行经过情形；（三）通电国内外关心局势的各机关团体，请求一致行动。在会上，他们也讨论了抵制日货的可能性。学生们还自愿为各种活动捐款数千元以作为经费。15
在此，不妨提到当时学生运动的经济情况。“五四”以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多数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尚未建立起后来出现的按协会章程规定征收会费的习惯，所以当时必要的费用只由会员分筹，或接受会员的自愿捐助。1919年5—6月期间，亲日团体与中日两国内的日本媒体都在指控驻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资助并煽动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这种控诉遭到了美国公使芮恩施和中国学生的断然否认，他们公开斥责这种控诉是公然的污蔑。16事实上学生拒绝外界的援助，由以下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当时大多数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支持；第二，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亲日派的指控。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整个学生运动期间，学生们在经济上主要是独立的⑤。
在同一会上，学生又进一步做出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决议，为了援救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委派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起草组织章程。第二天（5月6日）上午，章程草案拟定，当天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上提出，而且被接受。于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刻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