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epub，azw3电子书下载。这是一部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变迁的经典之作，它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是指在唐代末期，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门阀大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下降，最终消失的现象。
门阀大族是指以血缘、地缘、姻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以士族、豪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阶级。他们通过世袭制、高官垄断、婚姻联姻等手段，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享有特权，对朝廷政治、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门阀大族的消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政治因素：唐代中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门阀大族在朝廷中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唐玄宗时期，推行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大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
经济因素：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门阀大族的经济基础逐渐被削弱。他们不再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在经济竞争中逐渐失利。
社会因素：唐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门阀大族的统治基础受到动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对门阀大族造成了重大打击。
书名: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甲骨文系列）
作者: [美]谭凯
格式: AZW3, EPUB
中古中国的官僚贵族
822年，柳宗元（773～819）的远亲柳内则（749～821）*“夫人”（lady） [1] 的家人给她制作了一方墓志，在颂扬其生平的同时，也对唐朝最后一个世纪的门阀观念给予了简述：
国朝差叙，则先后有别；品藻，则轻重甚明。其有本仁义雍和之教，禀阀阅相承之重。深敬祖始，不忘吾耦。则必慕族类而婚，依族类而嫁。使男得其配，女适其归。法教无二途，疏戚无闲言。缨 纷纶，枝叶蕃昌。是为克家敬本之道，冀不失于百代也。其有舍族忘本，异尚封己，卑祖始而尊他门，厚币财而分甲乙。则必亲其所疏，疏其所亲。顾衣食而不知配耦之端，视步武而不知仁义之涂。斯风俗之浇薄，保家之甚病。
墓志作者清楚地表达了他那个年代的门阀观念，即门第之高下。这些大族的特点在于恰当的教养、行为和观念，诸如此类，都建立在一代代优秀祖先的累积之上。出于对美德能够世代相承的信念，为防止前代成就的付之东流，拥有合适的婚姻十分关键。与低于其门第的人通婚，会对其家族的高贵和社会地位造成危害。
虽然柳内则墓志长篇大论中古中国的门阀观念也许属于特例，但现存的上千方九世纪墓志已经表明，这种门第观念（aristocratic vision）实为普遍。为赞扬一个人的祖先，墓志常将志主家族称呼为“甲门”、“令族”、“著姓”，或“百氏之首”。 [2] 这些优秀家族的成员也经常在教育和大方举止方面不断受到赞扬。比如有一个家族被赞誉为“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另一个家族的赞词则是“率俭德为常，故世世有令闻”。 [3] 婚姻选择的慎重同样得到重视，如“代以礼乐婚媾，为山东之盛族”。 [4] 他们也在仕宦方面被赞美，因代代居官，而被认为“官婚具美”。 [5] 在具有强烈门阀气息的文化语境下，个人成就成为祖业的一部分，所谓“大凡人物中，各世其家实。……苟能修其实，则无坠祖先之业也”。 [6] 一个人能够从出身得到声望，但如果无法达到其祖先的业绩，他的家族地位便容易下降。
然而，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家族呢？这些门阀世族的实质是否因时而变？政治权力和通过家族背景确立的身份之间，是否有关联？本章即讨论用以甄别门第的一般方法；随后，笔者将在丰富的现存墓志数据基础上，考察对自身祖先的追述在当时社会中的意义。在笔者看来，九世纪时，宣称自己为先唐家族后裔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光彩，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只有一小部分旧时门阀，依然延续其政治权力。
家族列表和大族分类
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仅以姓氏来甄别唐代的世族成员。柳内则的家属也如此罗列，唯一的差别是家族距离长安的远近，所谓“大凡族氏之大，婚媾之贵，关外则曰李、曰卢、曰郑、曰崔，关中则曰裴、曰韦、曰柳、曰薛”。九世纪其他关于精英社会的讨论，也提供了类似的著姓名单，尽管具体哪些入选尚有出入。 [7] 然而，仅有姓氏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价值有限。实际上，在传承过程中，尚在使用的姓氏相对稀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同时使用上述八到九个姓氏。
事实上，大部分中古文本以更为精确的方式指称世家大族，即将姓氏与家族起源地相结合，这种称呼方式在英语中被姜士彬称之为“choronym”（郡望）。 [8] 家族郡望通常使用旧时的地名，即唐高祖时期系统地改定州县名之前所用的郡名。 [9] 九世纪时，由于不再指向现实中的地名，郡望本质上成为一个家族显示其能够追溯到王朝建立以前历史的标志。甚至从甄别方法而言，也能够轻易地与其他地名相区别。比如，在一方号称“清河”崔氏（793～843）*的墓志中有这样的句子：“自元魏重门户，推四姓，为甲族，至今崔氏清河小房为第一。”在此例中，郡望“清河”指的是河北地区的清河郡，此地在唐代一直被称为贝州。虽然在此例中，一个家族的分支对于家族成员的自我认同十分重要，但本章所针对的是基于特定郡望与姓氏的“大族”（larger clan）。
但是，历史学家如何确定哪一个家族在九世纪的家族中更为重要呢？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部敦煌附近藏经洞发现的手稿中，发现了两份可追溯至十世纪的郡望表。根据姜士彬和池田温的研究，笔者将这两份列表编号为“A”和“C”。另有第三份列表（编号“E”），则是池田温根据一份宋初地理文本的数据重构的。 [10] 列表C是三者中内容最多的一份，包括791个姓氏；列表A和E则分别包括258和362个姓氏。 [11] 通过仔细比对，姜士彬得出结论，后两份内容上大体近似的列表，皆为749年权相李林甫（683～752）主持的官修大族目录的不同抄本。列表C包含了李林甫的目录和另一种未知来源的史料。根据姜士彬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列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中晚唐名门的范围。然而，这些列表并非全然没有问题，特别是它们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值得讨论。姜士彬即找到一些例证，如列表E源自一份较差的文本，而一部分敦煌文书也存在一些问题。 [12] 如今，则能在大量新出墓志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姜士彬曾经的列表。通常，墓志会提供志主的郡望和姓氏，以及一定数量的婚姻关系。 [13] 总之，从800至880年的已知墓志中，能够通过姓氏得到6255人，其中4311人同时拥有郡望与姓氏。当然，一些人对著名郡望的自我认同想象成分居多——这一可能性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讨论。但是，即便是想象的认同，也能揭示哪些望姓在当时人眼中最有声望。无论如何，这4311人所使用的606个明确的郡望+姓氏能够补充姜士彬的三种列表，并进而得到关于九世纪社会最有身份和声望的家族最为精确的统计。
……
晚唐藩镇体系和河北独立藩镇
晚唐藩镇体系根植于八世纪早期的两种由来已久的变革。 [9] 其一是针对中国领土的地方三级行政区划的形成。唐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帝国政区仅分两级：州和下属的县。706年，由于考虑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下降，朝廷开始任命特殊的使节，最初名为“按察使”。他们负责按察新设的十个“道”，及其所属州县。随后数十年间，这些人继续要求提升他们按察范围内更基层行政单位的监察权。734年，即出现新的监察体系，按察使们——如今已经改为“采访处置使”（或简称“采访使”）——开始监察所有十五个道。
其二则涉及边防的根本性重组。唐初，武装力量被编排入府兵系统，即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当需要组织重要战役时，临时任命的将领将负责由动员起来的府兵和其他募兵所组成的行军。 [10] 在710年代，边防压力的加重迫使朝廷建立起十个军镇，长期在北方和西南边疆地区驻扎，每个军镇都任命一名“节度使”。虽然这些节度使最初由文官担任，但朝廷渐渐用职业军将来取代。一段时间后，武人节度使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权，包括地方行政、经济和后勤供应，给予他们对治下领土的至高权力。同时，他们要求更多的军队，并因此于730年代时，已有85%的唐朝军队为他们所控制。 [11]
安禄山就是这些节度使之一，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他被不明智地任命为相邻三个藩镇的节度使。故当他于755年发动叛乱时，最初竟然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军队。叛乱期间，为了对帝国忠顺地区提供军事支持，朝廷允许内地十五道仿照边疆节度区的方法，均可建立一支长期的军队。内地藩镇的新任节度使也被赋予此前采访使所有的权力。在叛乱结束后二十年间，帝国境内所有的州都附属于某个藩镇，而每个藩镇也都有了自己的常年镇兵。
由于晚唐藩镇体系呈现出零散状态，并未完全合理化，安史之乱以后的藩帅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头衔。这些头衔的不同称呼有时也令历史学者感到困惑，部分人认为在武帅和文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12] 事实上，藩帅们兼具武职和文职，经常同时拥有文职头衔“观察使”和武职头衔“节度使”或“都团练使”。没有例子表明，在一个藩镇中，同时分设武帅和文帅。更为复杂的是，一些藩镇的观察使、节度使，拥有各自不同的名号。比如，“鄂岳观察使”同时拥有“武昌军节度使”的头衔，“浙西观察使”同时拥有“镇海军节度使”的头衔。最后，驻守于洛阳的东畿防御使，也经常被冠以“留守”（regent）的头衔。但是，不管头衔和名号如何变换，依然能恰如其分地将晚唐视为各个藩镇的组合，每个藩镇拥有单独的藩帅（governor）。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十年内，唐朝中央政府初期很难重新控制所有藩镇。最终，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幽州、成德和魏博——成功地维持了他们的自立直至唐亡。 [13] 所有这三个藩镇皆由前叛乱将领所建，在760年代至770年代分别出任三镇藩帅的李怀仙（去世于768年）、李宝臣（去世于781年）和田承嗣（704～778），此前皆为安禄山帐下的军事将领。为尽快结束安史之乱，他们在名义上向唐朝献土之后，被允许继续以藩帅的身份统治其所占领的土地。 [14]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三个藩镇维持了强烈的割据传统。由此，在整个九世纪，唐廷几乎未能影响它们藩帅的继任问题。大部分时候，藩帅传袭皆按世袭原则，这一原则被称为“河北旧事”。 [15] 比如，在763年建镇后，田承嗣家族统治了魏博镇近六十年。 [16] 在成德镇，王庭凑（去世于834年）——此人于822年控制了成德镇，且其本人即前一任节度使的养子——的后裔维持了一整个世纪的统治。 [17] 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藩帅的统治为部下所推翻。九世纪的幽州镇特别不稳定，藩镇军队在821～876年间发动了九次兵变。 [18] 由此可知，即使是世袭，也需要得到军队的默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北藩镇处于“军人统治”（garrison rule）之下。 [19]
由此，在自立藩镇，唐廷基本难以控制藩镇层面的政治决策。在河北，也就无法控制军队规模和藩镇与属州之间的军力平衡。 [20] 虽然唐廷经常依靠藩镇军队参与重要军事征服，但自立河北地区少有贡献，除非某一自立藩镇与唐廷联合对付另一自立藩镇。 [21] 大部分时候，它们忙于与唐廷公开决裂。特别是幽州镇，甚至针对非汉人政权自行展开外交。幽州镇的一位僚属张建章（806～866）*，即在被藩镇政府派往渤海国的外交使团中。随后，在他临死之前，获得了“押奚契丹两蕃副使”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