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epub，azw3电子书。本書描述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晚清和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成為「原住民」的過程。首先藉由「牡丹社事件」為開端，闡述世界秩序的圖像何以成為全球性的規範；其後則透過語言、經濟、社會、教育、性別及視覺文化等面向，探究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將臺灣原住民族領域區隔成特殊統治的「蕃地」。換言之，「原住民化」的過程，既是在地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球變遷一部分。
作者從微觀角度，著墨過往未被關注的小人物；並以宏觀視野，解釋國際競爭怎樣驅策著清國及日本相繼在統治的臺灣邊疆推動國家建構。同時探討通譯、頭目、交換所業者等中介者與臺灣「蕃界」內的關係。
书名: 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
作者: 保羅‧D‧巴克萊
格式: AZW3, EPUB
懷柔外交與日本早期的殖民統治
在吉村克己尖銳地拒絕與塔達歐．莫那共飲的六十年前，從外地來到臺灣這塊清朝的邊陲土地上從事商業的人，都會從原住民那兒接過酒，還會停留一會兒，與他們親密共飲。我們可以把這類交易視為「懷柔外交」的例子。整座臺灣島都有喝酒的習慣，不過臺灣北部偏好「共飲」，也就是必須接觸到共飲者的口水（參見圖4）。因此，懷柔外交一詞既是描述某種特定活動，也代表一種理想型態的人際互動。本書在使用這個詞時，並非指稱一種特別「日本式」的社交形式，而是解釋史料中經常反覆出現之對於社交性飲酒的描述。這也說明為什麼歷史上的行為者堅持這種關係是種神聖的關係，它存在於個人之間，而非抽象或契約關係。這種理想類型可以和「照章行事」（dry diplomacy）的互動形成對比，而後者是可被取代的。「懷柔」的連結必須週期性地表達忠誠，才能更新彼此的關係；「照章行事」的關係則是根據社會角色或官階決定，得遵守其中的規則，它並不跟隨個人。[4]
日本人正式統治臺灣初期——1890年代晚期和1900年代早期——懷柔外交是臺灣蕃界的通行貨幣。它表現得和1870年代（牡丹社事件時）首開先例的做法具有連續性。這兩例都可見日本官員、商人和學者與原住民建立起私人關係，好確保能夠獲得他們的容忍、貨物、勞力或嚮導。這些交易過程中，原住民商人、頭目和通譯會與特定外來者建立起信任的連結。這些關係通常會包括聯姻（參見本書第二章）。懷柔外交的脈絡中，會期待偏私和忠誠——事實上，這就是他們要的。
原住民領袖希望有管道取得日本的商品和政治任命，好確保他們有優勢贏過敵對部落，或支撐他們在各自政體內的權威。因此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所有臺灣人都會被平等視為天皇子民」這個想法有如眼中釘。這個日本政策的正式名稱是「一視同仁」。在這項政策下，所有的忠誠和義務都指向同一個頂點，也就是天皇——因此「一視同仁」結構上和現代的民族主義有點類似，其也認為忠誠是下對上的，臣屬子民之間擁有法律上平等、可互換的水平關係。但是臺灣原住民小規模、非國家的政體並不利於「一視同仁」的做法，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就得一起接受政治上的重新分配。對他們來說，加強權威的方式主要是公開展示相對其他原住民所獲得的偏愛，及戰勝鄰近敵人。
……
通商口岸臺灣與牡丹社事件
就像1930年的吉村毆打事件，1871年在臺灣發生的琉球人船難原本也可在當地現場解決。不論哪一次事件，會發生要仰賴中央權威的脈絡，表示這些帝國的邊陲地區受到更大量和更快速的資源榨取。其他情況下原本很平常的事件，在這類壓力下卻突然演變成歷史的轉捩點。1930年爆發霧社事件，是因為日本政府對中臺灣的木材需求提高。吉村克己被派來霧社，也是為了監督賽德克族勞力（收取固定工資）砍伐和搬運巨大的西洋杉，並完成幾項公共工程計畫。吉村並不像他的某些上級常駐當地，而只是被雇來加速森林開採進度的專員。當他搞不清楚狀況拒絕塔達歐．莫那的請求，因此帶來一場騷亂時，他的上級杉浦孝一認為婚禮上的爭吵是對於帝國權威的攻擊，而向指揮鏈的更上級提出報告，將事情升高到無可挽回的地步。早在六十年前，就有更長串的事件——其中牽扯到比較多人，甚至也有比較多人死亡——預示了在臺灣，國家治理領域外緣的邊陲地區會再發生類似問題。
鴉片戰爭（1839-1842）後，前來亞洲進行的貿易愈來愈多，讓臺灣海峽成為前往中國貿易的重要通道。1860年臺灣也開放兩處通商口岸，於是臺灣那「地圖上沒有畫清楚，也沒有燈光照明的海岸線」，及多岩石又過淺的水域，便成了船隻和船員的葬身之地。一項紀錄估計，「1850和1869年之間，大約一百五十艘外國船隻……在臺灣沿海附近沉沒，其中有三十艘以上遭劫掠或燒毀」。[7]另一項計算結果亦顯示，1861至1874年，「至少四十六艘西方商船」失蹤或遭破壞。[8]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就是發生1871年12月的事件——臺灣原住民在八瑤灣海岸附近殺害五十四名遭遇船難的宮古島人這次行動造成三千多名日軍在1874年5月展開入侵（參見地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