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mobi，azw3电子书。本書尤其難得的是眾多珍貴的一手史料：作者遍覽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導人的談話、文章、信件等數百件重要文獻，收集了大量運動當事人的日記、回憶錄，日本美國的外交資料等，採訪了與共和國領導層關係密切的少數民族人士。
作者從伊斯蘭民族社會結構、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與質變、獨立運動的內部結構和共和國的權力構造、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等方面，多角度地呈現與分析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過程和性質。研究深入獨立運動內部，層層爬梳，嚴謹推度，一步步揭示出在以往宏大敘事的遮蔽之下，一段撲朔複雜的歷史。
PS:在国共时期，我党曾大力扶持所谓的民族地区的革命力量，比如内蒙古、新疆，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当时是要脱离国民党的统治，等我党执掌全国，就开始寻求脱离我党，从而从所谓的”革命力量“变成了所谓的”蒙独“，”疆独“。苦果都是自己种下的。
书名: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
作者: 王珂
格式: AZW3
清王朝在回疆實施了徹底的政教分離原則。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王朝政府任命伯克，乾隆帝規定伯克只對清王朝政府負責，嚴厲禁止和卓、阿訇干涉行政，剝奪了他們批評伯克的權利。清王朝政府再三強調禁止錄用阿訇為伯克和禁止伯克兼任阿訇，甚至禁止清王朝駐在大臣與阿訇私自交往，有阿奇木・伯克因為默認夫人“讀黑經”，即參加蘇菲教團活動而遭到追查的案例。[1-38]清王朝雖然承認了伊斯蘭法裁判官（喀孜）對民事裁判——調節民事糾紛，決定遺產分配，辦理婚姻手續等——的權力，卻嚴厲禁止按照伊斯蘭法處理刑法事件。在咸豐時代，葉爾羌參贊大臣英蘊就因為“査經擬罪”，即按照伊斯蘭法“沙里亞”（Sharia）斷罪，而被判了流刑。
清王朝政府還禁止維吾爾族人與鄰接各國之間的往來。其理由主要是因為白山派，即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將浩罕汗國當做了他們反清復辟活動的根據地。浩罕汗國也是一個納格什班迪教團勢力強大的地區。因為宗教信仰的相同和生活方式的相同，當時的維吾爾族人其實並沒有特別感到自己與浩罕人之間的區別，很久以前兩地區居民之間自由往來，兩地區之間存在著經濟交流關係。但是因為在征服回疆時逃亡到浩罕汗國的喀什噶爾・和卓家族成員在信徒中依然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力，因此清王朝必須常常警惕他們的復辟活動。所以，從乾隆時期開始，維吾爾族人與浩罕汗國之間的自由往來遭到禁止；到了嘉慶時期，甚至連阿奇木・伯克與浩罕汗國等各外國之間的通信也遭到了禁止。[1-39]
以正統中華王朝自任的清王朝，出于滿族維護其統治中國的民族目的，在政治與經濟上對維吾爾族人、尤其是對維吾爾族社會的上層進行優待，但是卻實施民族隔離政策，將他們與漢族民眾徹底隔離開來。而另一方面，清王朝卻一直對維吾爾族人出現分離思想保持警惕，尤其是對各種伊斯蘭教活動設置諸多的限制，不允許維吾爾族社會作為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共同體——“烏瑪”（Umma）而存在。清王朝統治下的維吾爾族社會，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既不是“中華”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烏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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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親蘇”路綫的採納和民族問題的解決
對于持有反日思想的盛世才來說，促使他最終採納了親蘇路線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他自身實力的薄弱。而從當時的國際局勢的角度來看，反日路線與親蘇路線的結合也是一種歷史潮流的必然。盛世才本人曾強調：“要想復興中華民族，必先打倒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的帝國主義。要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依照總理所說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試問世界上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除了蘇聯以外，還有誰呢？”[3-77]以此說明反日路線與親蘇路線之間的聯動性和他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的正當性。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盛世才在新疆之所以採取親蘇路線的出發點，卻並不完全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據盛世才本人所說，在他所提出的“六大政策”中，最初提出的政策是“民族平等”，之後是“反帝”，再之後是“親蘇”。而盛世才對陳紀瑩曾經說過：“帝國主義的勢力要在新疆存在一天，新疆各民族就有被分化離間的危險，新疆境內就一天不會安定下來，新疆土地就有被割裂的可能。”[3-78]以上可以說明，盛世才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民族問題而提出了“反帝”口號的。
《邊疆政教之研究》的作者黃奮生曾經分析：“反帝”、“親蘇”，就是要借蘇聯的力量擊退日本、英國的勢力。[3-79]而應該注意的是，在盛世才所制定的政策當中，被當做帝國主義勢力的，實際上是新疆伊斯蘭民族的反政府勢力。“某帝國主義曾鼓動南疆獨立，日本帝國主義者曾答允幫助纏回，[3-80]設立回回國。若不當頭棒喝，予以痛切的打擊，使全疆各民族均有所戒備，則一切政令均將受其影響。”[3-81]也就是說，東突厥伊斯蘭共和國已經被認定是“某帝國主義”的傀儡，馬仲英被認定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因為把突厥系伊斯蘭民族的反政府勢力說成是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勢力在新疆的“走狗”和“傀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借蘇聯之力鎮壓其它民族的反對勢力。換言之，盛世才所提出的反日、親蘇的政治路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解決新疆民族問題的需要而提出來的。
但是，從制定政策的角度來看，提出“反日”和“親蘇”，對盛世才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反日”，不僅符合了當時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而且能夠贏得近代以來一直與日本進行勢力擴張競爭的蘇俄的好感；“親蘇”不僅符合了當時中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擴張的需要，而且符合了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國際潮流。當然，對盛世才來說，最重要的是提出反日和親蘇的口號後，既能夠讓蘇聯對他提供援助，也能讓他堂堂正正接受蘇聯的援助以鎮壓各民族的反抗勢力，以落實和維護他剛到手的統治新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