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mobi，azw3电子书。「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唐朝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而是「胡漢統合」的多民族政權，其包容差異的建國精神，正是它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大唐帝國的外來宗教政策
大唐帝國的都城長安，總是充滿著來自四面八方、因各種緣由而來的人和文物，因此不論是風景還是人，都給人一種非比尋常的感受。自北朝晚期，西方的宗教已開始傳入中國，在長安城內，「波斯胡寺」、「波斯邸」、「胡祆祠」、「祆祠」等建築，櫛比鱗次地聳立在街頭。「波斯」這個詞是從「Persia」音譯而來的，即現在我們所說的伊朗。由於被稱為「胡」的西北方遊牧民族的活動範圍過於廣大，因此這個詞在狹義上，也可以專門用來指稱粟特人（Sogdia）或是伊朗人。
從西方而來的外族，帶著宗教進入中國。在「信教」這件事上，他們並未受到任何限制或障礙。雖然在北朝的北魏太武帝時期和北周武帝時期，對於佛教有過兩次鎮壓（稱為「法難」），但原因其實是局限在政治、經濟問題上，而非起於種族上的偏見。在佛教流行的同時，西方的宗教也一併傳入。提出光明和黑暗、善與惡對立等二元性教義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祆教）自南北朝晚期傳入中國後，就以伊朗人的居住地「波斯邸」為中心開始向民間傳播。[2]祆教的神殿從長安西市一帶開始建立，[3]同時也設立了掌管神殿和祭祀、只有外族才能擔任的官職──薩寶府。
薩寶是視正五品（相當於正五品）的官員，[5]除此之外，還有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府率及薩寶府史等好幾種官職。[6]這些官職不只出現在唐代，還可以追溯到隋、甚至是北齊時代。[7]不過，相較於之前的朝代，這些官職的官品在唐代不但更高、且所屬官員更加完備，表示外族在唐代更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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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性的親政體制與親征
一個國家裡通常會有引領其前進的代表人物，有些人既具有世俗權力又具有象徵性，有些人則是只具有其中一項。東、西方的差異不說，即使只看東方各國，也能察覺彼此之間的不同。[1]中國將這類代表人物稱為「天子」、「王」或「皇帝」，大唐帝國的統治中心便是皇帝。綜觀中國史上的歷代皇帝，其統治特色並非全部相同，而是根據個人取向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筆者特別關注對於受到遊牧文化影響較深的五胡十六國與唐朝皇帝的統治行為，[2]究竟，唐朝皇帝在統治行為上有什麼特徵呢？
在「一君萬民」體制下，特別是為了順利統治聚集在帝國之下的各種集團，皇帝的統治手段比什麼都還重要。以隋唐皇帝的情況來說，為了要進行與突厥或高句麗的戰爭，常常可以看到皇帝直接巡幸邊境，檢閱軍政狀態或是乾脆御駕親征；同時，皇帝為了巡幸而離開宮殿的次數也非常多。唐朝維持著所謂「三京」或「六京」的「多京體制」，[3]若是去除商朝與西周的話，其實很難在中國史上看到維持兩個都城以上的王朝；即使有，也很難將其視為真正的「多京體制」。
根據某項針對唐代皇帝巡幸的研究來看，若將各種型態的巡幸合計，可以確定的有三百三十八次，[5]其中自高宗起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年）為止的八十餘年間，唐朝皇帝像是出遊一般，常常往來於長安和洛陽；[6]武則天甚至曾放棄長安，將洛陽定為首都，不禁教人懷疑究竟長安和洛陽何者才是都城。
皇帝移動的理由也很多。玄宗時曾以長安地區人口爆炸以及沙漠化導致農業生產減少為由，帶著軍隊出發前往洛陽五次；[7]不只是帶著百官及軍隊前行，為了獲取糧食，皇帝也帶著百姓前往洛陽出巡，這和「逐糧天子」的稱呼可謂十分匹配。[8]後來玄宗接受裴耀卿的建議，擴增倉庫，並改良陸運和水運，提高長安至洛陽間糧食運送的效率；[9]對於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百姓，則改以穀物來繳納其「庸」、「調」，[10]這就是為了預備歉收年而提前廉價購買豐年或豐收地區的糧食的「和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