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这片东南亚大地，曾经是一个辉煌璀璨的文明中心。在历史长河中，吴哥王朝曾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灿烂文化，尤其是举世闻名的吴哥窟。这个宏伟的古代建筑群不仅展现了高棉文明的巅峰，还以其精美绝伦的石刻和恢宏壮丽的建筑布局，震撼着每一个造访者的心灵。法国博物学家兼探险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在19世纪中叶偶然发现吴哥窟遗迹时，惊叹不已，感慨地说道：“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他的话至今仍被后人传颂，彰显着吴哥古迹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地位。
然而，历史的巨轮无情碾压着这个伟大帝国。吴哥王朝虽然曾叱咤风云，却难以抵挡来自暹罗（泰国）和越南等周边强国的不断挑战。内忧外患让高棉王国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沦为殖民扩张的目标。在19世纪末，柬埔寨终究未能摆脱被侵略的命运，成为法国殖民地，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
二战结束后，柬埔寨开始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寻找新的出路。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柬埔寨终于在1953年成功脱离法国殖民统治，重新赢得独立。然而，独立带来的并非一片坦途，反而是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挑战。正值冷战格局逐步形成，柬埔寨被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拉锯中艰难求存。内部政治也在强权博弈和邻国侵扰中几度动荡，令国家的发展方向摇摆不定。
20世纪70年代，一场残酷的噩梦降临了柬埔寨。赤柬（红色高棉）在波布（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建立了极端残暴的统治，开启了一场被誉为“杀戮战场”的人间浩劫。城市被废弃，知识分子遭清洗，短短四年间，数百万人在劳改营和屠杀中丧命。这一黑暗时期不仅深深撼动了柬埔寨人民的心灵，也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英国编剧布鲁斯·罗宾森（Bruce Robinson）通过电影《杀戮战场》生动再现了这一段血腥岁月，至今仍让人感到沉痛与不安。
幸运的是，冷战的结束为柬埔寨带来了和平与重生的契机。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助这个饱受创伤的国家逐步走向重建之路。大量外资的涌入为经济注入新活力，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柬埔寨一跃成为新兴经济体。世界银行甚至一度将柬埔寨誉为下一个“亚洲之虎”，这一切似乎昭示着希望的曙光。
然而，经济发展的表象之下，政治环境却逐渐走向集权化。在洪森的强势领导下，柬埔寨虽然形式上定期举行选举，但政治权力却逐步集中于一人之手。2017年底，洪森政府下令解散最大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从此再无任何政治势力能够挑战他的统治地位。洪森以稳固政权为名，实际上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独裁体制，让民主制度沦为虚有其表。
如今，柬埔寨依旧在时代洪流中前行，既有经济增长带来的光明前景，也有独裁统治下的人权忧虑。曾经辉煌灿烂的吴哥文明，能否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焕发出新的生机？穆奥当年面对吴哥窟时的感叹，似乎在无形中也昭示着这个民族的命运：伟大而脆弱，光荣而坎坷。未来，柬埔寨究竟能否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寻找新的平衡？这个古老而坚韧的国度，依然在等待答案。
「神聖化身」：統治的傳統技藝
社會心理學者尼茲彼（Richard E. Nisbett）在解釋西方人與亞洲人的思想如何存在著差異時，曾主張：「不同的生態環境將造就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態，從而產生相異的思維方式。」51故而，在論及政治變遷時，若認為只有西方政治哲學才能促進自由與人民主權的觀念，實是天真的想法。還有其他的社會與文化力，塑造東亞、東南亞等東方國家的政治景象。52根據瓦提裘提斯（Michael Vatikiotis）的觀察，本土傳統和文化作為正當化的重要角色，也許是掌握東南亞政治變遷過程的關鍵所在。53在眾多的文化要素中，又以宗教信仰最為明顯。
在東南亞國家，宗教信仰的影響力並非僅止於宗教事務領域，更涵蓋整個世俗權力運作領域；亦即，「宗教」與「政治」不僅沒有明顯的分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指涉相同的事務。統治者藉由宗教權威來正當化政治權力，尤其經常可見。54德國梵文學者貝歇特（Heinz Bechert）曾指出，東南亞國家的宗教權威正當化政治權力的六種方式，包括：(1)、以神話式的「轉輪王」（Chakravartin, rule of the universe）來識別現今的統治者；(2)、將統治者歸因於菩薩的道德與精神圓滿；(3)、將理想君王描述為佛教的倡導者與保護者；(4)、認為統治者是藉由法（dhamma）來進行統治的權威，例如：王法（rajadhamma, King-law）；(5)、將統治者描述為神王（Devaraja, god-king），是一種神的典範或展現，諸如印度神（Hindu god）或佛陀（Buddha）；(6)、透過佛教徒與非佛教徒的崇拜來共同支持東南亞國王。
柬埔寨是個名符其實的佛教國家，超過九成以上的柬埔寨人信奉佛教，佛教無疑是柬埔寨人日常生活的重心。即使是將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的赤柬（Khmer Kror-Horm, Khmer Rough），也無法將柬埔寨的佛教消滅；或者，當柬埔寨分裂成兩個對立政權時，國內唯一持久不衰且一致的要素就是佛教（Buddhism was the only enduring and unifying factor）。然而，若論及柬埔寨的宗教傳統，卻無法就此假定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 Buddhism）本身就是柬埔寨國內唯一的宗教或世界觀的根源。事實上，柬埔寨的日常佛教是印度神崇拜與萬物有靈論（animist）的混合體。
柬埔寨在信奉印度宗教以前，已經存在萬物有靈論的本土信仰，而且是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與印度諸神大多用以祈福不同，地域性靈主大多與懲罰有關。在柬埔寨人民的認知中，靈主的威力勝過一切，諸如火山爆發、地震、瘟疫、乾旱、無雨等，都被認為是這些靈主發怒的信號，必須在祖先墓地等這類的特定地點舉行撫慰和祭祀儀式，提供相應的祭品來使其息怒。59因此人民多祈求此等神靈保護其免遭意外、病痛與不幸。即使在印度教或佛教文化傳入柬埔寨以後，這種源自村寨生活的小宇宙（microcosm）觀依然存在；同時，由於這種鬼神崇拜、自然崇拜、萬物有靈等思想都與印度宗教的觀念相近，靈主有時候甚至與印度神融合在一起，然後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崇拜對象。除了本土宗教以外，柬埔寨的宗教信仰還包括印度教、佛教等外來宗教。當本土的原始神靈不足以讓村寨領主維持或獲得統治正當性的情況下，就必須依賴外來宗教的「正身」。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等相繼傳入，正好滿足領主與原始國家國王神聖的心理需求。
在吳哥帝國（Angkorian Empire）興起以前，柬埔寨是由吉蔑族印度教王國的真臘（Chenla）所統治，以信奉印度婆羅門教（Brahmanism）為主，不過，基本上是屬於佛教與印度教混合信仰的情況。61真臘最終在西元802年屈服於尊崇印度教的吳哥帝國。簡單地說，印度教對柬埔寨與東南亞政治發展產生最大影響的部分，即是所謂的「神王崇拜」（Devaraja cult, god-king cult）觀念；62佛教則是「轉輪王」（Chakravartin, rule of the universe）／「轉輪聖王」（Chakravartin Raja）的觀念。
一般而言，「神王崇拜」的歷史原型／典範乃是來自印度孔雀王朝（the Mauryan dynasty, 317-189 B.C.E）的阿育王（Asoka Maurya, 274-232 B.C.E.）。在阿育王所處的時代，印度半島上所信奉的宗教極為繁雜，除有影響力的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和土著信仰之外，還有一些小教派。因此，在阿育王統一印度半島以後，他領悟到「以正法征服人者，為最善之征服方法」，乃制訂以「法」教化的政策，63根據法來統治，根據法來管理，根據法來保護臣民，使得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之間沒有區隔。64除此之外，阿育王也致力推展其「中央四方」意識強烈的新世界觀，不僅在現實世界的「中央—地方」、對外關係的建立上，亦即學者們所稱的「蔓荼羅」（Mandala）或「銀河系政體」（galactic polity）的概念；65同時，也在其宏揚的如來國土上，亦即以須彌山（Mount Meru）為中心，兼含天道、人道及地獄道等的佛國組織，66構成所謂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的宇宙觀，其中，人道乃是由「轉輪王」／「轉輪聖王」所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