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揭曉：打破文明演進的神話，開啟自由曙光的全新人類史》（原文：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是由知名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與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合著的一部開創性著作，由麥田出版社於2024年8月出版，繁體中文版譯者為林紋沛，全書共744頁。這本書挑戰了傳統的歷史敘事，特別是關於人類文明演進的線性進步觀，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作者結合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研究成果，質疑文明必然導致不平等、階級制度與國家體制的假設，強調人類在歷史中擁有更多選擇自由，能夠創造、實驗並重塑社會制度。
書中從狩獵採集時代到農業革命、城市形成與國家興起，重新審視人類如何組織社會，揭示許多社會並非如傳統史觀所述，必然走向階級分化或權力集中。格雷伯與溫格羅透過全球各地（如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烏克蘭、中國及美洲）的考古案例，展示人類社會的多樣性與靈活性，提出人類並非被動接受「文明化」的束縛，而是可以主動探索不同的自由形式。書名《萬事揭曉》寓意打破舊有歷史框架，揭示人類歷史的無限可能，被譽為媲美《槍炮、病菌與鋼鐵》與《人類大歷史》的巨作，已翻譯成超過30種語言，獲得《星期日泰晤士報》、《觀察家報》與《BBC歷史》年度選書等殊榮。
解放歷史思維的震撼之作
《萬事揭曉》是一部令人振奮且發人深省的作品，它挑戰了我們對人類歷史的慣性認知。大衛·格雷伯與大衛·溫格羅以深厚的學術功底，結合最新考古發現，重新審視了人類社會從狩獵採集到現代國家的演變歷程。書中反駁了「文明進步必然犧牲自由」的觀點，提出人類歷史並非單一的線性進展，而是充滿了選擇與實驗的多樣可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通過美洲原住民社會的民主實踐與歐亞大陸無王城市案例，展示了人類如何在不同環境下創造出平等與自由的社會結構。這本書不僅顛覆了傳統史觀，也為當代社會的組織方式提供了啟發，讓讀者重新思考「文明」的定義與代價。
挑戰傳統，卻不失爭議
《萬事揭曉》以其大膽的論述和豐富的考古證據，成功吸引了全球讀者的目光。格雷伯與溫格羅質疑了以農業革命與國家形成為核心的歷史進步論，認為這些過程並非不可避免，而是人類選擇的結果。他們的論點新穎且引人入勝，特別是對新石器時代人群如何「避免農業」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書中部分論述因過分強調無政府主義視角而顯得偏頗，例如對殖民時期原住民生活的浪漫化描述，可能忽略了其局限性。儘管如此，這本書無疑是一部思想激盪的巨作，適合對歷史與社會結構有興趣的讀者深入探究。
啟發未來的歷史新視角
《萬事揭曉》不僅是一本關於過去的書，更是一本指向未來的指南。作者通過對史前社會的重新解讀，揭示人類如何在不同時期嘗試多樣的社會組織形式，從無階級的城邦到靈活的狩獵採集社群。書中對「自由」的探討尤其引人深思，強調人類有能力擺脫制度束縛，創造更平等的社會。這一點對當今面臨不平等與官僚化挑戰的世界尤為重要。雖然744頁的篇幅可能讓部分讀者望而卻步，但其生動的語言與深刻的洞見讓閱讀成為一場思想冒險。對於想從歷史中尋找未來可能性的讀者，這是一本不可錯過的著作。
书摘：
邪惡的自由
原住民批判與進步神話
盧梭留給我們一個關於社會不平等起源的故事，這個故事在大家口中不停流傳、一再重述，版本千變萬化，直到今日依然不墜。故事說人類最初天真無邪，卻在不知不覺之中離開了原始純樸狀態，踏上科技發現之旅，旅程終點保證我們必將變得「複雜」，也必將遭到奴役。這個矛盾的文明故事從何誕生？
思想史家從未真正放棄偉人史觀，他們的歷史書寫總彷彿某個時代的一切重要思想都能追溯到這一位或那一位非凡的個人身上（像是柏拉圖、孔子、亞當．斯密或卡爾．馬克思）。他們不願意把這些作者的著述視為既有辯論裡格外精采的交鋒，相信相關辯論其實早已在小酒館、晚宴或公共花園裡展開（就連演講廳也聽得到）──只不過如果少了這些作者下筆，當時的討論可能永遠不會形諸文字。他們這種想法有點像是自欺欺人地說莎士比亞神來一筆發明了各種英語說法，但莎士比亞別出心裁的用字遣詞有不少其實是當時的常用說法，任何英國伊莉莎白時代的男男女女都可能在閒聊之際脫口而出；發明這些語句的人就跟最早說出敲敲門笑話（knock-knock joke）[45]的人一樣不可考──雖然若非莎士比亞，這些說法或許早已失傳、為人遺忘已久。
以上情況完全能套在盧梭身上。有時候思想史家的行文敘述彷彿在表示，是盧梭一七五四年《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親自揭開了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辯論。真相卻是，盧梭是為了投稿以此為題的論文競賽才寫下這篇文章。
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如何適得其反，最後反而把原住民思想家變成了「傀儡」
一七五四年三月，「第戎科學、藝術及人文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Arts et Belles-Lettres de Dijon）這個學會宣布舉辦一場全國論文競賽，題目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自然法則是否支持不平等？」而我們想在本章探討的問題則是：這群學者活在法國舊制度（AncienRégime）[46]之下，在他們打算舉辦全國論文競賽之際，究竟為什麼會認為不平等的起源是個好題目？畢竟他們擬定題目的方式等於是假設社會不平等確實具有起源；換句話說，這個題目理所當然地認為過去曾經人人平等，但是後來發生了某些事情，導致情況改觀。
這些人活在路易十五之類的絕對君主制（absolutist monarchy）下，他們能夠提出這個想法其實相當不可思議，畢竟在當時的法國，並沒有多少人親身體會過平等社會的生活。綜觀當時的法國文化，不論是飲食、工作還是社交，人際互動裡幾乎處處充滿精心設計的等級順序和社會服從的儀式。至於投稿這場論文競賽的作者，他們的生活起居事事都有僕人打理，生活開銷仰賴公爵和大主教贊助，當他們赴約踏進屋子大門時，幾乎必然已經先對屋內人物的地位排序了然於心。盧梭就是這種人：一個野心勃勃的年輕哲學家，當時正在實踐精心策畫的行動──試圖透過閨閣床幃步步高升，成為宮廷裡的一號人物。他本人最接近社會平等的經驗大概就是在晚宴上拿到分量均等的蛋糕。不過當時大家也都認同這種情況說來不太自然，並非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如果要了解大家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我們不只要審視法國，更要審視法國相對於廣大世界的地位。
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熱烈關注是一七〇〇年代相對新興的風潮，和歐洲突然被納入全球經濟體系後陷入的震驚混亂息息相關；畢竟在全球經濟裡，歐洲長久以來都是無足輕重的存在。
中世紀時期，世界各地的多數人基本上對北歐一無所知，如果真有一點認識，多半認為北歐是難以理解的一灘死水，充滿宗教狂熱分子，讓人只想避而遠之。歐洲人除了偶爾會攻擊鄰國之外（「十字軍東征」），大致和全球貿易、世界政治扯不上關係。[47]當時歐洲的知識分子還正忙著重新發現亞里斯多德和古代世界，幾乎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有什麼想法、在爭論什麼。當然，一切在十五世紀末開始改觀，這時葡萄牙艦隊開始繞過非洲、現身印度洋，西班牙征服美洲以後變化更是劇烈。突然之間，幾個比較強大的歐洲王國控制了世界廣大地區，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接觸到各種思想，不只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更包括過去無從想像的大量社會、科學、政治思想。這股新思想洪流最終匯聚成所謂的「啟蒙運動」。
當然，思想史家通常不是用上面這種方式來講述這段故事。根據我們受到的教育，我們不只認為思想史的結晶主要來自個人撰寫的偉大書籍或腦中的偉大思想，還假設這些「偉大思想家」寫作、思考時幾乎完全只參照彼此的成果。因此即使啟蒙思想家明白堅稱自己是從外國源頭得到想法──例如德意志哲學家哥特弗利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鼓吹同胞採用中國的治理模式──當代歷史學家也往往堅持啟蒙思想家不是認真是這個意思；又或者即使啟蒙思想家說他們接受了中國、波斯或美洲原住民的思想，史學家也堅持那根本不是中國、波斯或美洲原住民真正的想法，只是啟蒙思想家自己編造出來，再借異國他者之口說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