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二版）本書透過具體而細緻的實證研究，探討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希冀打開晚明消費史的多元面向，豐富這一段歷史。全書的兩大主軸，其一是嘗試把近代早期中國的消費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觀察晚明時期的重要性。作者指出晚明已形成「消費社會」的現象，以修正英國史學家關於「消費革命」的歷史解釋。本書另一個主軸是士大夫的消費文化。從消費文化的角度，一方面可以看到晚明社會結構的變動，特別是士、商關係的變化；另一方面士大夫也透過消費文化，塑造消費品味與流行時尚，來重新建構他們的身分地位。
奢侈觀念的新思惟
晚明士大夫在討論風俗時，奢靡觀念成了重要的爭議焦點。傳統「崇儉黜奢」的觀念，在晚明時出現了新的思惟。在知識階層中出現的一些「崇奢」言論，就是在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下所刺激出來的新型消費觀念[89]。因為奢靡觀的爭論常以江南城市中的大眾旅遊活動，如廟會、燈市、春遊等等所謂的「游觀」活動為例，所以在此也以遊觀活動為中心，來看奢侈觀念的轉變。
有些官員與士大夫採取負面的看法，他們從傳統經濟觀念中的「本末論」出發，認為這類旅遊活動並非善良之俗。如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形容：「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為固然。」接著就批評浙江燈市活動太過奢靡的可能後果，他認為燈會這種旅遊娛樂活動是「末業之趨」，江南城市內如此過於奢華熱鬧的舉行，反而會影響農業生產的「本」業，所以地方官應該加以禁止。如果地方官不加以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是有損國家與民生，即所謂「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90] 還有官員是從財政稅收的角度來批評，如曾任內閣首輔的申時行(1535-1614)在〈吳山行〉一文中，曾談到蘇州在九月流行登高之遊，無論士庶都會踴躍參與；可是申時行在文中藉老叟之語：「若狂舉國空豪奢，比歲倉箱多匱乏；縣官賦斂轉增加，閭閻凋瘵(按：此指受災之苦)誰能恤，杼軸空虛更可嗟。」[91] 批評這種旅遊活動太過奢侈浪費，使得官、民積蓄不多，一旦地方政府增加稅賦，必會導致人們無力負擔，國家基礎也因而動搖。
但是也有士大夫並不以為然，他們並不認為這樣的旅遊活動的興盛是不好的，如江盈科(1553-1605)的〈游虎丘記〉，記其與任實驂同遊虎丘時，見到「畫船鱗次，管弦如沸，都人士女，靚妝麗服，各持酒餚，彈棋博陸」的景象，任君感觸良多地對江盈科說道，蘇州在五、六年前曾發生大災荒，「比歲不登，稊米若珠，白晝大都持糈過市，健兒從之，紾臂奪食；丁男鬻人，才得斗粟，老羸稚弱，橫死相屬」；可是不過幾年的時間已恢復繁榮景象，「今之畫船簫鼓，首尾銜接者」、「今之黍苗芃芃，嫩綠被畝，三農舞踏而慶豐稔者」，於是歎道：「昔何以苦，今何以樂？」「維予與子追昔日之苦，幸今日之樂。」[92] 他從遊觀風氣由漸而盛，對照出昔日之苦與今日之樂，可見在他的觀念中遊觀風氣的興盛，是一種太平景象。又如田汝成(嘉靖5年[1584]進士)在其所著的《西湖遊覽志》一書中的〈序〉，談到他寫該部旅遊書時被批評為助長奢侈之風：「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欲宣奢，非以長化也。」但是他不以為然，認為杭州西湖旅遊活動之盛本是事實，「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只益浮偽爾，史家不為也」[93]，他並不認為遊觀活動有何不當。
知識階層中提出「崇奢」言論最為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江南具有士商背景的陸楫。雖然陸楫的說法有部分其實是傳統觀念的延續，如他反對禁奢乃延續北宋范仲淹(989-1052)領浙西時縱容「嬉遊」的「工賑」政策，又其「損富益貧」說並未超過《孟子》「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之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的許多主張在當時都是新的觀念，如他認為個體應與整體國家經濟分開而論，他對包含酒肆、娼優與機坊等「末業」之肯定，以及「奢易治生」說與其衍伸出來的「保富」觀念等等。在《蒹葭堂稿》中，他提到遊觀活動的正面作用：
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珍饈、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工易事，羨補不足」者也。[94]
他認為蘇杭旅遊活動表面上看似奢侈，但是這樣的奢侈消費卻提供眾多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