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是一本探討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挑戰和重塑種族、性別與性別認同觀念的書。 本書的作者查爾斯·金追溯了這些人類學家的思想和行動，揭示了他們如何通過田野調查、文化研究，以及挑戰當時社會主流觀點，來重新定義種族、性別與性別認同，最終影響了我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
「所有一切都是個體」
「抵達的時候，」蘇菲．鮑亞士從明登寫信給紐約的亞伯拉罕．雅克比說，「他因為在那裡遭受的挫敗而灰心喪氣，我看了也為他心痛。」鮑亞士選在這時候離開紐約是天大的錯誤。從巴芬島歸來之後他就一直想打入的科學圈即將爆發巨變，他卻剛好失之交臂。
「人類學」（anthropology）這個字的某個版本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已存在。但在十九世紀，人類學多半研究的是人類此種物種的發展，即從出土的頭骨和骨骼回溯智人的源頭。這時學者才漸漸發現，人類學值得擁有自己的專業稱號或大學系所。牛津大學的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第一批得到「人類學家」頭銜的教授之一，他將人類學簡單地定義為「研究人的科學」。一八八一年他開始編寫人類學課本，邀請讀者跟他一起站在利物浦或倫敦的港口上，留意各式各樣經過的人：「非洲黑人」的特徵是「鼻塌，鼻孔寬大，嘴唇又厚又突，還有……下巴明顯外突」或「中國人……蠟黃皮膚，又粗又直的黑髮。」有些最早使用「人類學」一詞的學術機構，例如英格蘭皇家人類學會或法蘭西自然史博物館的人類學主任，同樣將人類學視為解剖學或自然史（研究動植物在地質年代中之形體變化的學問）的分支。
鮑威爾感興趣的領域「民族學」（ethnology）遠比「人類學」一詞更新穎，是一八四○年代才新創的詞。若人類學研究的是希臘的anthropos，即「人類」這樣的存在，那麼民族學研究的就是在ethno脈絡下的人類，ethno即人類的社會或社群，是人類為自己分類的單位，例如國家、民族、部落、種族等等的族群。泰勒（Edward B. Tylor）稱之為「研究文化的科學」，並認為這門科學將揭開「石頭箭頭、雕刻木棍、偶像、墳塚……巫師的儀式……動詞變化」如何代表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如同移民表單上呈現文明程度的各項評量。這些社群是如何產生的？彼此之間的語言和習慣差異為何？抱持何種世界觀？如何發展出從親屬關係到求神問卜等等思考各種事物的獨特方式？
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建立名聲的一大條件就是進入學術界擔任要職及收集資料。泰勒藉由研究收藏家和探險家的著作，整理偏遠陌生民族的行為語言和信仰，取得了牛津的教職。跟他同時代的律師及劍橋教授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zer）則彙整了他對古典文獻的比較研究，並在一八九○年出版《金枝》這本比較宗教著作。弗雷澤研究了古典文獻中有關巫術和神話的起源，他稱之為「亞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但他也相信有些證據就在家門口外。「確實，原始亞利安人所有的心智質地和肌理都沒有消失，」他在書的一開頭就說。「他至今仍與我們同在，」存在於「農人的迷信和儀式之中。」對這些學者來說，人類社會的祕密多半埋藏在他們產出的文本中，包括宗教文學、銘文碑文、象形文字，或是中世紀抄寫員或現代翻譯記下的史詩故事。弗雷澤說，口述傳統和當代「樵夫農人的宗教信仰」也一樣珍貴，因為那是瞭解遠古習俗的一條線索。
不過，鮑威爾帶領的民族學局肩負的任務更系統化、專業且資料取向，從古代文獻延伸到現代可觀察的活生生事物上。他們的目標是描寫和記載歐洲人抵達前定居在美國土地上的各種族群的起源、語言和習俗，人力和預算則由美國政府提供。這同時也是理解這些存活至今的族群的一個途徑，現今任何一個搭上火車前往西部旅行的人都可能遇到這些原住民男女。美國政府現在肩負著管理這些民族的責任，因此這個任務更顯重要。
一八七一年印第安撥款法通過之後，國會不再像過去一樣跟印弟安部落談判協商，或像跟外國強權一樣與之簽訂條約。原住民族不再被視為眾群體或土生土長的民族，而是聯邦政府的「被保護人」。換句話說，印弟安人的地位如今介於外國人和完整公民之間，妾身未明，還要經過好幾十年才會成為正式公民。他們的部落認同不再是國家官員關心的事，反而落入了文物收藏家和博物館策展人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