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mobi，azw3本書收集了資中筠先生自1980年寫的文章，捋清了傳統士大夫及當今知識分子的演變和異同，細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道出了「啟蒙」前後，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社會文化的轉變。現今教育普及、科技發達，但社會道德觀念、人民素質、文化修養卻似在逐漸倒退，近年「愛國」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排外情緒，更讓作者感到憂心。中國有「識」之士，是否正進入另一個困境？
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士」，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出謀獻策，儘管常得不到君主的賞識和重用，卻樹立了獨立的士風，在百家爭鳴中創建了各自的學說，造就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自秦統一中國後，經過二千多年封閉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國讀書人經歷了曲折崎嶇的道路。及至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口子，現代知識分子經過西學東漸，受到啟蒙，有了新的觀念和思想。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各自的專業鞠躬盡瘁，著書立說，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為社會正義奔走吶喊，卻多數壯志難酬，命途多舛，頻頻陷入困境，甚至難保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特種煉獄
——從「梁效」說起
今人提起「梁效」，予以貶斥是無爭議的。對於曾與之有關聯的幾位教授，是不可磨滅的劣跡，甚至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軟骨頭」的證明，其中名望最重的背負的駡名也最重。然而，認真追問一下，為甚麼單單是「梁效」？不必查多少資料， 只要翻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歷次「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大躍進」……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大批知名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的文章，批判別人和自我批判，以及各種「表態」，言詞之激烈和自虐的程度遠超過「梁效」的文章（後者主要是「批孔」，最後少量「批鄧」，即告壽終正寢）。那麼為甚麼後人單單拎出「梁效」來，甚至有人指責參加者為「失節」？其邏輯大約是把它算在「四人幫」頭上，於是與之有關的人算是「依附四人幫」，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則是服膺於正統的領袖和組織。這可能是長期宣傳的效果，事實上哪一次運動不是最高領袖發動的，「批林批孔」當然不例外，那些被招進「梁效」的大小筆桿子難道當時會認為這不是聽命於最高領袖？再者，他們有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的權利嗎？
筆者無意為知識分子在某一時間段不光彩的表現辯護。只是作為那段歷史的見證者，趁着記憶猶新，儘量梳理一番主客觀情景，以助後人對一段歷史及一代人的理解，同時能以史為鑒，認識今天，如果有所啟迪，可多一分真誠的自省。
1949年以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總體精神面貌
關於兩千年來中國「士」的精神傳統的形成和變遷，在本書另一篇〈中國知識分子道統的傳承與失落〉一文中已經詳述， 此處對後期的情況略作補充。
經過西學東漸，受了現代文明洗禮，而又承載了傳統文化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近百年的內憂外患中，大體上共同的追求就是：振興中華、國泰民安、學有所用。大部分都有留學的經歷，有了參照系 ——希望把國家建設成甚麼樣。基本上認同民主、自由、平等。同時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有強國夢，把國家置於個人利害之上。特別是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這種精神表現得最充分。西南聯大人的許多故事現在盡人皆知。只舉一例：教育部曾企圖給擔任行政職務的一部分教授（校長、院長、系主任等）適當的津貼，以補償其額外的辛勞。時任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帶頭聯名拒絕接受津貼。須知那是在生活極端艱苦，食不果腹的境遇下，而且這些教授主要還是擔任教學任務，著述不輟，並非現在「脫產」的各級學官，行政工作的確是額外負擔。其難能可貴也在於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幾代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在那種艱險之中，民族文脈得以保持下來，今天回顧，倍感這一批精英的歷史功績和精神的可貴。
自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