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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
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

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epub,azw3电子书下载。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動盪,美國在東亞的積極布局,對各國造成了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劇烈影響。本書收錄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和美國學者的十二篇論文,針對「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這一重要時代命題進行深入研究。

《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共分三個面向:

社會文化因素:聚焦於過去研究中所忽略的社會文化因素,分析冷戰下駐華美軍的多種面貌與困境。

  • 非傳統政治菁英:對於非傳統政治精英的個人和群體的關注。
  • 全球史與比較史:對於全球史的視野和比較史方法的運用,包含對駐臺、駐日、駐韓美軍和駐華蘇軍的不同研究。

第一個面向:社會文化因素

這一面向聚焦於過去研究中所忽略的社會文化因素,分析冷戰下駐華美軍的多種面貌與困境。

  • 張維縝以1948年美軍與青島民眾之糾葛為例,探討美軍負面印象的產生。
  • 杜春媚透過二戰後被視為服務美軍的中國「吉普女郎」之處境,探究性關係與反美運動和中國民族主義間的複雜關聯。
  • 左承穎與楊雨青以1946年中共軍隊與美軍首次發生的軍事衝突「安平事件」為切入點,揭示國共兩黨對美軍駐華的立場與態度。

第二個面向:非傳統政治菁英

這一面向對於非傳統政治精英的個人和群體的關注。

  • 胡成以1949年前後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轉變,討論「親美」(pro-American)醫生學者在反美主義盛行年代的作為,呈現多面、多元和複雜之歷史景觀。
  • 藤目由紀透過1950年代三位到朝鮮調查美國在韓戰中暴行的中國女性代表──劉清揚、白朗、李鏗──之貢獻,展現冷戰初期國際婦女運動不為人熟知的側面。
  • 馬建標藉由1966年美國參議院上14位美國「中國通」的證詞,反思1945年後的冷戰戰略和美國國際角色的定位。
  • 孫揚通過1970年代多位背井離鄉多年、陸續回中國訪問的旅美華人學者──楊振寧、李政道、何炳棣等人──之眼,重新審視冷戰中逐漸緩和的中美關係。

第三個面向:全球史與比較史

這一面向對於全球史的視野和比較史方法的運用,包含對駐臺、駐日、駐韓美軍和駐華蘇軍的不同研究。

  • 呂迅以1957年在臺民眾遭美軍槍殺,兇手卻被判無罪的「劉自然事件」,藉此分析駐臺美軍與地方社會的緊張關係。
  • 張力通過1972年美國空軍在臺中駐地種植且持有大麻事件,呈現臺美雙方對管轄權的爭議。
  • 莎拉.考夫納(Sarah Kovner)探討了戰後美國如何變換策略以減少日本人對於美軍基地的反抗,使其得以存續至今。
  • 莫妮卡.金(Monica Kim)從對朝鮮戰爭的戰俘營和美軍審訊室的考察出發,揭露美國所謂道德戰爭的話語和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
  • 左雙文和劉杉則討論戰後蘇聯在急於重建的背景下,以「解放者」形象對中國東北採取掠奪政策及各種軍紀問題,反映出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本質。

駐華美軍的歷史

駐華美軍的數量在各個時期有所變化。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華常駐美軍總數為4,000至5,000人,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長江巡邏艦隊(Yangtze Patrol)、北京使館衛隊(Legation Guard)和長期駐紮上海的「駐華海軍陸戰隊」(China Marines)。[1]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華美軍大約有幾萬人,除了為人所熟知的陸軍航空兵部隊以外,大多是空運部隊、地面保障和地面後勤部隊,以及各類軍事顧問,並沒有派遣編制內的地面作戰部隊。美軍的航空作戰部隊彌補了中國空軍的嚴重不足,其空運部隊的「駝峰運輸」,對極端困難的中國抗戰起到了輸血的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隨著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從太平洋戰場進入中國,駐華美軍達到了歷史最高點的11.3萬人。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就是5萬多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兩棲軍(IIIAC,全稱U.S. Third Amphibious Corps)在華北登陸,主要包括後來駐紮在天津、北平和秦皇島的海軍陸戰隊第一陸戰師和駐紮在青島的海軍陸戰隊第六陸戰師。同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包括青島在內的中國沿海城市設立基地。[2]除了解除日軍武裝、遣返超過百萬投降日軍和日僑之外,這一時期的美軍也幫助國民政府運送軍隊到華北、東北等地,從而直接和間接地介入了中國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作為「解放者」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夾道歡迎登陸美軍的淪陷區市民心中,這些從太平洋戰場來到中國的美軍是以「飛虎隊」為代表的「解放者」,是中國抗戰勝利的「恩人」。然而僅僅幾個月後,這種英雄形象就發生了180度的轉變。當時的新聞報導和政府公文中,充斥著美兵醉酒、賭博、嫖娼、侵犯良家婦女、頻繁交通肇事傷人、進行黑市交易的紀錄。戰後美兵和中國平民的日常交往產生了種種衝突,這種近距離的接觸迅速扭轉了普通市民對於美國的認知。同時,由於「治外法權」的保護,美兵不為中國法律所束縛,而美國軍事法庭對於肇事美軍又大多予以輕判,這也導致了包括親美自由主義者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抗議。可以說,中美蜜月期的結束和中國反美話語的建構,並非始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更非朝鮮戰爭的爆發,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已拉開序幕。代表著民主自由理想主義的美國由此被拉下神壇,美軍形象從「解放者」變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者」。

美軍與中國社會的直接交往和密切關係給當時的中美關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直接導致了普通市民甚至知識分子的「從友邦到仇敵」的美國觀的轉變,同時也深刻影響了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理解和想像。20世紀30、40年代美國人心中的中國人,是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中勤勞善良的中國農民,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美齡所代表的西化基督徒形象;中國則是一個嚮往著自由民主、富有美國精神的現代中國,是忠實的盟友和慈善救助的對象。1940年代後期如火如荼的反美運動給美國菁英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中國人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一個不知感激、無法理喻的群體,而中國形象也開始向麥卡錫時代的反美仇美的共產主義中國邁進。基於對美國民主制度和宗教的自信和優越感,很多菁英認為中國的反美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或者中國人對於美國非理性的偏見,再或者是由不當政策所造成的,而非文化價值上的根本性反美。就連熟知中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目睹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抗議之後也無奈地感嘆道,美國給予了中國幾十億美金的援助救濟,從未占據中國一寸土地,而蘇聯不但竊取、掠奪中國資產、且還侵占了旅順、大連,並沒有給予中國一分一毫,甚至一磅麵粉,然而中國人「何以對於美國,別無其他、只存憤怒」[3]?

美軍駐華的這段篇章有如他們1949年從中國的最終撤出,似乎一夜之間消失得乾乾淨淨。在今天的歷史書寫中,美軍大多作為內戰、美國援助、冷戰和中美關係等宏大歷史的注腳出現,鮮有專門的論述。現有的零星研究也多將這一歷史放在國際關係史意義上的美中關係,或者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的冷戰框架之下,研究的課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對華的物資和軍事援助、美軍在國共對抗中的角色以及內戰背景下的政治抗議和反美活動等。總地來說,傳統中國冷戰史的研究大多關注的是高層政治和菁英人物,而鮮有對於城市平民、街頭巷尾和日常生活的關注。在這些研究中,成千上萬美兵和中國普通市民一樣,在中國命運的分水嶺這個重要關頭只是充當了中美高層政治的一個背景畫面。然而,冷戰政治不僅存在於華盛頓、南京、臺北、東京和莫斯科,更發生在日常的街頭巷尾、餐館舞廳、酒吧集市。冷戰的歷史和草根社會的城市社會史融為一體,超越了兩個陣營的意識形態之爭,其中既包括了國家政黨的官方敘述,文化菁英的宣傳滲透,也包括了普通市民的城市記憶。這三重經驗和記憶既有重疊,也有矛盾。將它們並列考察,綜合分析,不僅為我們探究這段跨國界、跨文化的草根歷史提供了與傳統研究互為補充、富有張力的研究材料和方法,也有助於揭示比以往中美關係史和冷戰史更為多元和複雜的歷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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