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epub，azw3电子书。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
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书名: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者: [美]罗威廉
格式: AZW3
常规的暴力
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入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
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动乱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
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杀害。
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明朝将军、出色的剿匪者梅国桢在1590年说到，其家乡麻城的农民擅长于在紧急关头变身盗匪以度过匮乏时期。但更严重的匪患来自职业土匪。在过去的千年间，不计其数的职业匪帮都是大别山区（包括河南和湖北两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山地区——的地方病。在骚乱时期他们的队伍会膨胀，例如在14世纪70年代、17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以及民国初期，被打败的反朝廷叛军残部都会加入其中，此外还有军阀部队的散兵游勇（溃兵）。这些部队与当地民团和互助结社（会）——如红枪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我们回头再讨论它。
……
谘议局里的谋杀
武昌起义爆发八天之后，黄州府自治局于1911年10月18日宣布支持共和，并派代表前往各县，敦促他们如法炮制。在麻城，屈开埏迅速举旗宣布汉人独立并得到了谘议局同僚的支持，他还进而要求清知县加入他们的行列。愤怒的知县张锡云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把屈称为“匪”。屈动员自己的民团武装并制造民众舆论向张施加压力，针对屈的举动，张召来了忠于朝廷的管带刘金堂。关于刘管带的动机有不同说法，但都不是什么恭维之词。有一份材料声称刘和张知县都不过是邪恶的该县主簿所操纵的愚蠢傀儡，这反映了精英们对基层文吏根深蒂固的偏见。另一种说法是刘管带乘机利用革命的消息，要求知县为他手下的士兵加薪（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张知县精明地回答说他没有资金来支持这一请求，因为资金都掌握屈开埏及其县议会手中。总而言之刘确信，势力正在迅速增长的屈开埏需要被除掉。11月20日晚，屈和他的同僚正在县议会摆庆功宴时，刘率兵闯进来杀死了他。
随后发生了大规模的聚众抗议，要求为屈开埏遇害讨回公道。屈的女儿在第二天自杀以示抗议，使人们的义愤之情更加高涨。开埏的侄子屈佩兰——他在十年前的自立军事件中搭救过自己的叔叔——试图让武汉的新革命政府给个说法。佩兰通过另一个宋埠人（可能还有姻亲关系）、在革命政府身居高位的周龙骧的关系，使总统黎元洪派出一支军队，由新军将军罗鸿升率领，去惩罚谋杀者并宣布麻城坚决支持共和。罗抓捕并处死了刘把总（附带还有该县主簿），解除了张知县的职务。
1911年末到1912年初的整个冬天，罗将军都留在麻城，以平定各地乱势，巩固革命军对该地的控制。九歇山缉卡（边防队长）以“革命”名义，从当地百姓手中聚敛了大量钱财。邻村的治安队也加入这一勾当，设立收费站向过路人索要财物。长岭关的兵士们亦有此类举动，各种游民加入了叛乱者的行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鄂豫皖苏区之前的时代，省界两边的整个大别山地区多数时候处于事实上的自治状态，直到罗鸿升进入并一片片地接管该地。到1912年2月，共和革命在麻城已告成功。和大约300年前的梅之焕一样，敬爱他的当地民众为屈开埏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了纪念他的英勇事迹以及麻城的另两位“革命烈士”余诚、周维桢，一座纪念碑在古老城墙掩映下的岐亭镇竖立起来。开埏的侄子屈佩兰，在武昌新成立的湖北省议会中当选为麻城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