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海外中国史epub，azw3电子书。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史，全9册。横滨中华街+左道+大清帝国+在中国发现历史+紫禁城的荣光+秦汉帝国+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南京1937+雍正帝+未了中国缘+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撒马尔罕的金桃+最后的大队+中国之翼+倭寇+中国通史+永乐帝+蒙古帝国的兴亡+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书名: 甲骨文·海外中国史
作者: 韩清安 & 万志英 & 柯文 & 冈田英弘 & 神田信夫 & 松村润 & 谭凯 & 孙英刚 & 何铭生 & 约翰·帕顿·戴维斯 & 李敏 & 野岛刚 & 格雷戈里·克劳奇 & 戈叔亚
格式: AZW3
《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世界各地有很多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它们既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国人的强烈吸引力，也投射出外国对中国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横滨中华街就是这样一个华人社区，它像民族“飞地”一般扎根在这个港口城市，挑战着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华人在横滨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可以让我们解析历史情境中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洞察民族主义的构建和中日文化的底蕴。
甲午中日战争与民族团结，1894～1895年
华人社区在日本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故事，并非始于横滨。横滨也不是日本第一个大规模的华人聚居地。在日本的德川时代（1603～1867年），位于九州岛南部的港口城市长崎最早在中日贸易中崛起。当时长崎是唯一可以与中国和欧洲直接通商的港口，是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窗口。[1]然而，长崎的华人主要是流动人口，他们随商船来来往往，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社区。另外，由于早期中华街不受现代民族和公民概念的限制，留在长崎的华人能够融入地方社会。始于1859年的横滨华人定居点，则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基于全球性民族国家体系的现代公民身份概念，使中国人和日本人产生了相互排斥的身份认同，并且个人身份逐渐固化。在这一过程中，横滨中华街历经几代更迭屹立不倒，即使在跨国婚姻和经济融合的风雨中也是如此。这一社区，是全球现代化的副产品。
在日本的国土上以华人的身份生活，这种生存模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耗费了几十年，而甲午中日战争是其分水岭。在战争状态下，无论日本人还是华人皆需要有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这导致华人和日本人的国家利益意识越来越强烈，超越了行业、家族和地域关系。总体来说，这一点在中日两国是一致的。[2]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比邻而居，但是战争的影响表现得尤其突出，导致当地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无数的街头冲突迫使人们采取一种民族国家视角，即通过民族或国家的概念来看待和区分彼此，不再容忍模糊的界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横滨居民一夜之间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邻居和商业伙伴非我族类。更准确地说，新情况迫使华人和日本人各自从民族概念出发体验和记录自己的生活，而这又被新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固定下来。
1894～1895年日本在战争中的压倒性胜利，使华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大为转变，从来自文化先进国度的富有商人沦为懦弱的乌合之众和劳工。此后，他们成为在日本需要被特别加以限制的外国人群体，受到管制。另外，清朝的惨败削弱了清政府在中国知识分子领导者眼中的合法性，他们试图改良，甚至发动革命以再造中国，使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很多人以日本为榜样进行改革。[3]但是，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社会的努力在中国产生影响之前，战争已迫使横滨华人直面共同危机，并通过将他们的个人境遇和组织体系与唯一的祖国联系起来，促使民族团结。
……
一个国际港口的合作、冲突与现代生活，1912～1932年
到20世纪10年代，横滨中华街已经变成横滨市的一个神话，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这个地区的神秘氛围得到了对异国情调有兴趣的作家们的交口称赞。日本记者鹿目省三1916年写的一篇散文，被收入1924年出版的《南京町》一书，把中华街描述得令人反感又难以捉摸，“深不可测的黑暗……一旦迈进这里，你的第一感觉就像旅行者被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鹿目强调，游客会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不安，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里潜伏着什么秘密，发生了什么难以想象的事”。[1]这些描述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虽然听上去还是负面的，却暗示中华街是日本游客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帝庙，从乡下赶来的日本游客挤在里面，就为一睹庙里瑰丽的书法，看看缠足的中国女人在里面怎么参拜。[2]华人是横滨社区的成员，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也为横滨增添了一丝与其他日本城市不同的色彩。
本章将讨论横滨华人在变成“华侨”的同时融入横滨社会的复杂过程。1912～193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权渐渐巩固，海外华人社区开始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在这20年的尾声，中华民国将发展出控制其海外国民的正当理由和制度手段，这部分是由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受到的刺激。全世界的华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原本存在于海内外，以国家之下的分支机构为基础的亚民族团体，如“会馆”“同乡会”等，因为扮演了促进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新角色而蓬勃发展。[3]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这些团体嵌入新兴国家之下的等级制度网络。就这样，民族认同不再只是少数横滨中华街的精英挂在嘴边的说辞，而且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现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更明确地融入了横滨社会。
这一整体过程并非中国式民族主义所特有的。到19世纪末，日本人也一致认为，民族团体应该成为主权政治单位。在柳田国男（1875—1962）等日本民俗学家的努力下，日本的地方文化和乡土史同样被重新塑造为民族文化的基础。[4]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话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