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mobi,azw3

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
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

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mobi,azw3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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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化范式:分期与动态

我们不妨先对这几个阶段做一番更细致的考察。

历史学家一般将福音运动的起源追溯到始于15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下的宗教改革,尤其表现在伊拉斯谟(Erasmus)的著作中。路德和其他改革派教士坚持传道事工以及福音的权威性,且深植于这一传统。但他们利用民众的反教权心理和精英的伊拉斯谟式的国家全能主义心理的影响,从而在人文主义思想中凸显了社会与政治诉求。结果就是,福音运动很快超出他们的控制,成为心怀怨懑的贵族实现政治野心以及普通民众发泄社会不满的工具,最终引发了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领导的帝国骑士暴动(Rebellion of the Imperial Knights,1522/1523年)和德意志农民战争(German Peasants War,1525年,现在也有历史学家喜欢称其为“德意志农民革命”)。一般认为,这些反叛的失败标志着福音运动的终结。

然而,它并没有缓解围绕宗教的争端。相反,改革的民间呼声持续发酵,连帝国的镇压也无法遏制。其时主动权转到了诸侯和城市领袖手中。面对上上下下的巨大压力,政治领袖们别无选择,只能对宗教问题明确立场。最终,大多数领袖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开启了教派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借用“改革的权利”(ius reformandi),意即地方统治者对教会施加改革的权利,他们遵循改革派强调的宗教事务以福音为唯一权威的原则,对仪式、教会和教义都做了变动。值得指出的是,通过这些变动,他们大大扩张了自己相对于教会的权力。尽管不是唯一原因,但这无疑是诸多领袖选择和改革派站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查理五世(Charles V)仍然决意重建帝国的宗教合一,并在一系列军事大捷之后击败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an League,1547年),使新教王侯和邦国蒙受了一连串战败的耻辱。但他没能将军事大捷转化为政治胜利。在奥格斯堡的和平谈判中,他被迫接受了“教随国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给了地方诸侯几乎不受限制地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臣民的权利,由此掀开了教派化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属地教会的建立。

然而,德意志之外的宗教斗争才刚刚开始。慈运理(Zwingli)、布策尔(Bucer)和加尔文等瑞士和德意志南部的改革者从未与萨克森(Saxony)和黑森(Hessia)的改革者达成一致;随着1559年日内瓦布道团的成立,他们的新教教义迅速传播到德意志北部。与此同时,四年后特伦托会议(1563年)的决议标志着天主教教会的复振,后者现在决心收复被新教夺走的权力。因此,这一阶段就存在天主教、信义宗、加尔文主义三派在宗教信仰和政治边界上的冲突。从爱丁堡到布拉格,高举加尔文主义和天主教旗号的一波又一波革命性对抗席卷欧洲,如苏格兰的契约派(Covenanter)起义、法国的宗教战争、荷兰人对西班牙的反抗、波兰的士绅运动、匈牙利反哈布斯堡起义、波希米亚诸侯国叛乱。而正是最后一场冲突引发了波及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直到最后,各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消耗殆尽,教派化时代才宣告结束。

因此,教派化范式不仅仅是对宗教改革的重新分期,还是对近代早期历史本身的重新解读。它尝试将宗教改革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传统理论框架往往将宗教改革割裂开来,以严格的宗教术语加以描述,将它的爆发追溯至天主教教会的腐败以及路德教义在大众中的传播。近期研究则试图将宗教改革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强调社会因素对其扩散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宣扬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简而言之,教派化范式的学者试图理解宗教改革如何引发其他历史过程,并与之相互影响,如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近代早期国家的缔造。后一种联系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教派化、社会规训与国家创建

在“教派化范式”中,教会建设和国家创建是齐头并进的两个过程。这些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教会领袖不可能镇压宗派运动,也无法强行推广一套统一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总体而言,世俗权威乐于合作。在他们看来,宗教合一是政治稳定的最佳基础。在这一阶段,“宗教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纽带”(religio vincula societatis)。当然,他们的动因并不完全单纯。属地教会的建立也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其最直接的途径是大幅增强国家相对于教会的权威。在信奉信义宗的地区,教会实际上为政治领袖所控制,他们在非常时期承担主教的职责。在信奉加尔文宗的地区,教会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政府代表往往在堂会(实际掌权的教会长老委员会)兼职。即使在保留了罗马教廷权威的天主教地区,政治领袖也加强了在神职人员任命方面的控制,甚至建立了监督教会管理的王室机构。不要忘了,新教国家王室库房的一部分收入来自被没收的教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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