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套装共8册mobi,azw3

《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集》
书名: 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套装共8册) 作者: 松原郎 & 丸桥充拓 & 妹尾达彦 & 等 格式: AZW3 出版商: 西北大学出版社

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套装共8册)kindle版mobi,azw3是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与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专修大学松原朗教授共同策划和主编的一套译丛,第一批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日本关于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八部论著。《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日]妹尾达彦著,高兵兵、郭学妮、黄海静译);《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日]金子修一著,徐璐、张子如译);《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日]丸桥充拓著,张桦译);《唐代的外交与墓志》([日]石见清裕著,王博译);《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日]松原郎著,张渭涛译);《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日]古川末喜著,董璐译);《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日]埋田重夫著,王博译);《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日]冈田充博著,独孤婵觉、吴月华译)。这八部论著涵盖文史研究领域,原作者均是日本唐代文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内容充分体现并代表着当代日本学术界富有日本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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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学,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即便是将中国学之意仅限定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接受、解释、说明之学”,也已经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日本处于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外缘,始终与中国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能远离权威、相对自由。这使得日本的中国学,不论在过去还是在近年,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

在属于以往册封体制内的诸地域,是以忠实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完全复制为价值标准的。而日本却不同,它反而对中国文化采取了选择性接受的方式,并积极对其加以了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本的文字创制。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日本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都是纯粹表音的文字,日本人从此确立了不借助汉语和汉字就能直接用日语表达的方法。相较于世界各地曾经昙花一现的种种化石文字,日本独有的这种假名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源氏物语》(约1008年成书)之所以能成为反映日本人审美价值观的决定性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是使用平假名书写的。那么,如果从中国本位的角度看,无论是假名的创制,还是《源氏物语》的问世,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脱离。也就是说,日本以脱离中国文化为反作用力,确立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日本虽然从广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一员,但却有独立的文化主张,而且日本人对此持肯定立场。这样的倾向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7),虽然因江户幕府的政策使汉学(特别是朱子学)一度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但在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国学(日本主义)和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学)这两个强劲对手的崛起,汉学便失去了独尊之位。

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人轻视中国文化。反而应该说,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都一直在非常真挚地学习中国古典,不仅解读文字,也解读其中的精神。日本知识界真正远离中国古典,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福泽谕吉(1835—1901,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被认为是一位致力于西学、倡导“脱亚”、堪称日本现代化精神支柱的思想家,然而他在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时期,却是在白石照山的私塾里彻底攻读汉文典籍的。他在《福翁自传》里写道:

岂止《论语》《孟子》,我研习了所有经书的经义。特别是(白石)先生喜欢的《诗经》和《书经》,常得先生讲授。此外诸如《蒙求》《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也经常听讲,后又自学《史记》《两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史书。我最为得意的是《左传》,大多数书生仅读完十五卷中的三、四卷便会放弃,而我则通读全书,且共计复读了十一遍,有趣之处都能背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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