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epub，azw3电子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这本书以北宋末年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史料和文献，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从皇帝和贵族到农民和商人，从官员和学者到僧侣和道士，谢和耐都给予了细致的描写。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视角，让我们了解了13世纪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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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作者: [法]谢和耐(Jacques Gemet)
格式: AZW3, EPUB
交通与供应
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杭州的人口显著增加了。我们已经提到过，12世纪初只有至多20万人，到1170年，便增至近百万人，而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则达到百万有余。然而，城市却并未向城墙外扩展多少。由于有了多层的楼房，而且利用了每一寸土地，在1270年前后，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得以居住在城垣之内，而该城垣却是在7世纪初修造的，其目的只在于保卫一座小城市的居民。于是，问题便产生了：到13世纪杭州该怎么办？因供应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产生的运输问题将怎样解决？但实际上，由于有了与御街相仿佛的大街横贯东西，特别是由于有了流经杭州的许多条运河，还是足以应付这种需求的。
马可·波罗写道：“这座城市的地势是：其一端是一个清澈新鲜的湖泊，另一端则是一条大河。湖水输入若干条大小不等的运河，而这些运河则分别流经该城的不同街区，把所有的秽物运走……然后，河水再流出城市，淌进大海，使城内的空气清新宜人。人们可以取道于这些运河，乘舟遍游城市，正如在街道上行走一样。运河与街道均甚为宽敞开阔，故这边可以行车，那边可以载舟，十分便捷，运来居民所需之物品。”
在11世纪，杭州城内的运河不时地要被强大潮汐卷来的泥沙淤积，故每隔三至五年其河床就必须予以疏浚。此项工程有碍于商业活动，给全城居民带来不便。任何一位与此项工程有关的胥吏或兵卒，都可有恃无恐地抓住一切机会向城市居民施压，以便敲诈勒索。他们会放风：“我们将不得不开挖这块地方，运河非沿这个方向开通不可。”这话是他们故意讲给周围邻居听的。这时，由于房主害怕将来要在自己门前破土挖河，便要重重地向监工们行贿。接着，这些监工们又会转而向下一家勒索。最后，于1086年至1093年间，官府进行了更为有效的兴修，建造了一个大水闸，每遇涨潮时分便将闸门关闭，遂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此类问题。
流经城内的运河，与那些源自城垣流向邻近县区的运河，具有不同的规模。最大的河道宽约18－30英尺，足容得下载重六吨多的最大货船在其上交错行驶。我们都知道，隋炀帝（公元605-671年）开凿了大运河，它连接起淮河盆地与长江，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商业通道之一。但是，根据曾于1072年沿大运河旅行过的日本僧人上顺（Jojun)的记述，即使是这条大运河，其宽度还要比18英尺略小。至于8世纪的流经唐代国都（今西安）的运河，则要更窄一些。据记载，其中的一条漕渠仅宽8英尺深10英尺，可以推知，当舟船拥挤时，大货船只能轮流通过，先放行这边的船，再放行相反方向的。
……
变迁中的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杭州城在从12世纪初至13世纪末这段时间的迅速发展，并非仅仅因12世纪上半叶北方难民涌入和朝廷定都于此所致。事实上，在12世纪期间，并非只在杭州才出现了居住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宋代末年（1250-1276年），情况刚好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人口的持续膨胀并非人们于杭州所仅见，在东南诸省的大城市中已成通例。此种城市扩大的现象极有可能反映出城市与乡村的不平衡正日愈演愈烈，以及经济领域内正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此种现象亦无疑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密切相关。
11世纪以前的中国，其政治状况可以简述如下：统治阶层形成了一个为数很少的精英集团，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语言文字。他们均沉浸于共同的文化氛围。但是，在这个极小的统治阶层之下，却是一个巨大的、尚未成形的民众团体，具有迥然不同的习俗风尚，千差万别的口音以及特定的技艺。当然，他们全都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然而，尽管统治阶层不断努力去使各地风俗习惯整齐划一，中国民众——特别是乡村大众——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差别明显的地区特点。不同地区和省份的这种差异性，又由于在一些边远省份存在着少数民族而进一步拉大了；不过，由于有了令人羡慕的农村政治机构和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差异性却很少显露出来。由于所有这一切，便有了诸历史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经过必要的修改之后，直至宋代甚至推而广之直至13世纪，中华世界均与中世纪的欧洲相若。按照毛斯（M.Mauss)的说法，在当时的欧洲，“唯有教会保有着艺术、科学和拉丁文，并传达着思想；而一般大众却显然并未开化，仍保留着他们的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1]。
不过，从11至13世纪，由于新的势力在起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遂渐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与此同时，在一个货币经济日益推广的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悬殊对立变得空前尖锐，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又只有两类制度性因子：城市中的精英集团和乡村中的一般大众。因此，13世纪的中国比以前要复杂得多。“治人”和“治于人”的传统概念像从前一样倾向于将商人贬低为一般大众等级；不过与此同时，雇主和无特权阶层之间的劳资对立尖锐起来，又迫使商人去和精英分子结盟。的确，表面现象是有某种欺骗性的。在宋代时期，从11世纪到13世纪，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却又未能把它引向新的形态。到了最后，这些势力实际上在统治精英和财主们之间造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勾结，从而大大改变了士大夫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