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epub,azw3电子书。這是關於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部精神醫學的近代史。精神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面對精神疾病患者。
兩種心靈》是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科醫師、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精神醫學的田野觀察和思考。「兩種心靈」指的是美國80、90年代精神科醫師面對患者時兩種不同的治療模式,也可以說是思考方式:一種是基於生物醫學,以藥物治療為主;一種是基於精神分析,以談話治療為主。這兩種模式形塑了醫師如何看待病人、病人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病、醫師如何解決病人的痛苦的方式,也涉及了社會上一般人如何看待精神疾病跟精神疾病患者。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有各自的訓練方式,卻因為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的介入而失去了平衡。
书名: 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
作者: 譚亞‧魯爾曼
格式: AZW3, EPUB
病人出了什麼問題?
「病人出了什麼問題?」這是醫學裡最基本的問題。當新進的精神科醫師開始扮演精神科醫師的角色,從比較外顯的、與精神疾病相關的教學活動,到他們在這樣的環境框架中學習如何讓自己的舉止行為像個精神科醫師,在在都影響了他們對於「病人問題何在」的觀察與判斷。在醫院裡,精神科醫師學習如何收治病人住院,以及如何把他們報告給主責醫師。這些學習鼓勵他們把精神疾病視作器質性的疾患──它是種隱晦的「有形之物」,並由此產生症狀。但同樣的學習若是在門診,1則會鼓勵同一批精神科醫師從人際互動的角度思考病人過往如何學習與人相處。如此複雜的、初生的精神苦難,被結晶成兩種不同的思維。因為精神科醫師的訓練是在醫院開始的,我們的故事就從那裡起頭吧,之後再轉向門診精神醫學的經驗。
醫院裡的故事
葛楚是我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認識的九位新進住院醫師的其中一位。我們認識的地點是一個牆壁鑲有橡木的房間,醫院將這間房間保留給偶爾舉行的正式場合所用,例如董事會會議和住院醫師的新進員工訓練。她看起來很年輕而且謹慎,不讓自己露出任何一絲緊張的神色。這是她接受精神科訓練的第一天(醫療年度的計算是從七月份到隔年的七月)。一年前她從醫學院畢業,畢業後的第一年在一家綜合醫院實習,過的是那種強度極高、逼出人的極限,而且耗盡精力的學徒生活。有些準精神科醫師會在實習期間到不同單位輪訓,其中幾個月待在精神科或神經科。但是,實習單位若越是知名與優秀,就會帶來越嚴格、密集、且不眠不休的全方位醫科受訓經驗。葛楚曾經就是經歷那種過程的優秀實習醫師。她過去對於精神醫學的經驗僅來自於醫學生時期,當時的她在精神科病房待了幾個星期,在裡面基本上是個可有可無的存在。她當時被分配給只比自己少一點「菜味」的住院醫師,和同學們就像被遺棄的小狗一樣追隨其後。她有充分的理由焦慮。
……
管理式照護的危機
我在葛楚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那間醫院遇到強納森,不過是在一九九六年。葛楚已經和她同屆同學一起畢業,而醫院也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他們決定砍掉圖書館裡精神分析的期刊。精神分析的期刊。」強納森當時是一位住院醫師,一個高挑、褐髮的年輕人,雄辯滔滔但顯然很苦惱。「有時候,」他繼續說道,「感覺像是那些掌權者願意把任何東西丟出窗外以求生存。他們會做任何事。然而這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嗯,我們知道我們應該對人類和精神病理學保持平衡的觀點,而我們要睜眼說瞎話,說我們只相信生物學。這跟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相信那種模式的人開始成為掌握更多權力的人。他們獲得升遷,其他人則沒有,而最終你被使用這種語言的一整個機構所包圍。而我認為這是一種對於當時精神分析師當家作主的對抗。有些人顯然是在報復他們。」
「但你知道,」他繼續往下說,「我現在比較不會把這看成生物取向的人和動力取向的人之間的裂痕。我比較把它看成是那些身分認同的中心思想是臨床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身分認同的中心思想是成為治療體系一部分的人,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整個精神醫學界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那就是沒有人認為『你是醫生,你看病人,而病人的最佳利益是你的首要顧念而且你身涉其中』。現在很明顯,醫病關係被制度的需求給汙染,尤其是保險公司的需求。的確,醫師的需求總是會涉入醫病關係之中,但如今變得更加複雜。從前,一位患者你可能想要一週看個五次,因為那樣做你會賺更多。但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良心裡掙扎要不要這麼做。這是一個巨大的體系。它的範圍遠超出醫院,擴及保險公司還有其他機構。身為醫師,你處於這座……機器的最前端。你並不是跟患者處於個別關係的醫師。而那道裂痕似乎是介於兩群人之間,一群認為自己屬於健康照護引擎的一部分,另一群則把自己視為照顧患者的醫師。生物學取向的人傾向更能適應這座機器,但並非總是如此,而這個制度轉變的過程是如此幽微。我以前總是認為我應該在它發生的當下把它寫下來,留點筆記,但我沒這麼做,如今有時我坐在這裡想著,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而我坐在這裡的感覺是某些事物消失了,有一種極大的失落感,彷彿我是難民兒童似的。我坐在這裡說,這個體系瘋了,它不會管用的,而老一輩的人說,它過去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