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epub，azw3电子书下载。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二者又有所交集。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著者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胡化问题，注意到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的多元互动，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阐释其中意涵的差异。
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借兵回纥，以及叛乱平定之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之叛，本书作了更为深入的梳理，尤其注意多种势力之间的角逐，呈现了更加繁复的历史风貌。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河北地区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胡化问题。自隋唐以来，为了巩固边防和控制北方民族，唐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措施，例如设立了边塞军州、设立了节度使制度等。这些措施导致大量的胡人军队和移民聚集在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原汉地的军事集团。
胡化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上。胡人军队在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他们的官职和待遇相对较高，形成了一种与汉人社会相分离的体制。此外，胡人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也逐渐影响了北方地区的文化，使得胡人与汉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和隔阂。
书名: 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勾连政治史、民族史维度，深度探讨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尤其注意多种势力之间的角逐，呈现了更加繁复的历史风貌！】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作者: 王炳文
格式: AZW3, EPUB
“羯胡乱常”的中兴隐喻
“逆胡”负恩反叛，是玄宗对于安禄山起兵的最初定性。安禄山起兵南下的第七天，确信其反叛的玄宗在华清宫“召宰相谋之”，杨国忠声言“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1]此事被后人赋予过多的道德与价值评断，事实上如果将杨国忠的说法与次日入谒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2]之承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经过玄宗宸断的官方定调，而半年后玄宗出逃时犹以“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3]为借口。逆胡叛乱，这在唐朝历史上显然不是头一次，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苏禄诱群胡围攻北庭时，玄宗在诏书中即将其称为“逆胡忿戾”以“围犯边镇”[4]。据此来看，《资治通鉴》很可能是忠实记录了当时玄宗对于范阳叛军的指称。玄宗的这一指称同时还暗含了对于故相张九龄预言的认可，史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战败后，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押赴京师，时任宰相的张九龄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5]。事实上此事是对张说当初预言可突干反叛的模仿，开元十七年（729）“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时任左丞相的张说认为“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6]不过张九龄预言之典故远较张说流传广泛，这与安禄山反叛后唐廷尤其是玄宗对于罢黜张九龄的悔意有很大关系，玄宗入蜀后忆及九龄之言，曾专程“遣中使至曲江祭酹”[7]，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宣扬。因此在叛乱的最初，以玄宗为代表的朝廷舆论，是将安禄山起兵定性为逆胡的反叛，就本质而言仍归为可突干、苏禄一类。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暴卒后，淮南节度使高适在其贺表中称“逆贼孤负圣朝，造作氛祲”[8]，正体现了唐朝最初对于此事的定调。这在当时的墓志中也得到印证，如死于西京兵乱的李镐的墓志中就称“遭此胡贼”[9]。而至德二载（757）正月死于胡人暴乱的河西节度使周泌之子周晓，虽然是被凉州胡人所杀，其墓志中也称“为胡贼所害”[10]。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康待宾叛乱时，唐廷曾以“胡贼”指称。[11]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当时突逢大乱的唐朝民众来讲，他们很容易受到官方定调的影响，认为这是一次胡人的普遍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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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概念的演变与唐史分期
论述至此，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对安史之乱本身的分期意义予以探讨，而与唐朝国史重构密切相关的，是“盛唐”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划分唐朝，似乎已成为学界除安史之乱两分法以外的一种惯用常识。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用心去审视，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朝代名居后而时间点在前，在历朝中似仅唐朝如此。[74]尤为引人注目者，则在于唐朝的历史划分中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盛唐”。与“初”、“中”等时间界定不同，“盛唐”带有显而易见的主观判断。以此为核心，此前的历史具有了明确的导向性和目的性，此后的历史则始终伴随着一个既有的参照标准。事实上，“盛唐”这一独特的概念正是探寻唐朝历史建构的关键点，有必要对其渊源流变加以还原和辨析。
“盛唐”一词，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其中的“唐”本指唐尧之世。《左传·襄公·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至《唐》，以“令德之后”赞美“陶唐氏之遗民”[75]，将音乐与唐尧盛世联系起来，成为后世追慕的历史图景。这一意象经汉武帝南巡祭祀而得以添加更为直白的政治喻义。元封五年（前106）冬，武帝“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此处盛唐为汉县，地当今安徽六安，武帝于此“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于浔阳江，最后“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76]，极尽一时之盛，并成为汉家近典。建安十四年（209）曹操率军溯淮水至合肥与孙权接战，曹丕《溯淮赋》认为“虽孝武盛唐之时”[77]而不及，正是用了汉朝之典。魏晋以降，叠加了古典与近事的“盛唐”一词成为固定的文学意象。如果说庾信的“曲高大夏，声和盛唐”[78]尚是单纯以唐尧入诗的话，谢朓《出藩曲》中“铙音《巴渝曲》，箫鼓《盛唐歌》”[79]一句，以“盛唐”对“巴渝”，则已显然融合了两重典故。无论如何，“盛唐”一词在南朝已发展为高度成熟的典故，成为礼乐盛世的代名词。
那么这一成典是否会被以“唐”为国号的李唐王朝自然因袭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目前所见各类文献来看，唐人更倾向于使用“圣唐”、“皇唐”这一类名词来指称本朝。早在贞观五年（631），李百药为太宗所作《赞道赋》中便有“赫矣圣唐，大哉灵命”[80]的说法，作于永徽二年（651）的《支茂墓志》也称志主“圣唐膺运，早预义旗”[81]，皆是以“圣唐”指称本朝。这种称呼终有唐一代始终存在，直至昭宗年间，司空图还有“圣唐照临万方”[82]之说，甚至后唐薛昭文的《陈十事疏》仍以“复居圣唐之运祚”[83]来赞美李存勗。“皇唐”之称与此相似。这种宣扬国威、昭示天命的自我指称自古即有，除了国号前加“大”字这种历朝通用的做法外，不同朝代又有一些特定的自称，如汉代人自称为“圣汉”、“强汉”[84]，晋人自称为“圣晋”[85]，北魏时人亦称“圣魏”、“皇魏”[86]，皆是此类。就唐朝而言，“圣唐”往往出现在天命、天道等语境下，是唐人对于本朝的一种常见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