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mobi,azw3电子书。是一部重要和适时的著作,这几乎没有疑问。不仅外交官,而且所有面对决策任务而又无法确知替代行动后果的人都应该仔细研读《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读者群。
《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所引入的富有说服力的新概念,不仅有益于国际关系理念家,而且有益于所有对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
书名: 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 (东方编译所译丛)
作者: (美)罗伯特·杰维斯
格式: AZW3
关系通常不是由双边决定的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指出:“卷入国际事务的任何人很快都会意识到,任何重要问题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很少有问题仅仅是双边的。”[13]不仅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问题,而且针对一国的政策也会牵连和影响其他若干国家。[14]实际上,与作为行动直接目标的国家相比,其他国家可能更重要。正如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在日记中所写的有关1915年美国对墨西哥政策的陈述,“归结为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我们与德国的可能关系;我们与墨西哥的交往必须随之进行调整”[15]。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国家能够从某国针对第三方的行为中得出该国将可能如何对自己采取行动的重要推测。更一般地来讲,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讨论的那样,两国间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它们各自对于第三方的态度,两个国家间谈判力量的分配会受到与其他国家的现存的和可能的关系的强有力影响。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可能从它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中获得好处或遭受危害。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受益者:在纳赛尔(Nasser)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变质之后,后者看到了支持以色列的更低代价和更多好处。然而,以色列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威胁:纳赛尔之所以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这样做有助于在阿拉伯国家与第三世界获得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如果观察家仅仅从局部视角考察一个国家的政策,那他们往往会产生误解。在19世纪末,英国在印度边界问题上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的对俄政策调整的,而对俄政策又是以有关欧洲政治的考量为条件的。因此,当俄国在日本于1885年战胜中国之后要求英国向日本施压使之放宽和平条款时,英国的政治家们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不想开罪任何一方。他们的反应是在拒绝俄国的要求之后,在印度问题上安抚俄国——这是当时的观察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不曾想到的一种关联,而那些历史学家是通过印度官方的看似最相关的文件去考察其边界问题的。恰如戈登·马特尔(Gordon Martel)所说,“外交大臣没有向印度总督解释他们对摩洛哥政策的习惯,也没有向他们的驻巴黎大使说明印度北部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在尼日利亚谈判之影响的习惯”。[17]更一般地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双边关系,那么国家同那些与之几乎没有直接冲突的国家兵戎相见,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参战的情况那样,看起来就很奇怪。
……
当然,核心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或在什么情况下——是以正反馈而不是以制衡为特征。虽然这一话题对理论和政策都十分重要,但令人意外的是只有很少的经验研究是以此为题。[140]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一原因,我自己的结论也必定是尝试性的。我将首先分析多米诺理论的普适性,然后将转向这些动态最有可能起作用的种种条件。
很明显,正反馈的最极端的形式并没有支配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把增大的力量全部押作进行全面统治的赌注。同样清楚的是,冷战期间那些更为极端的多米诺预言并没有实现: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导致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化;尽管柬埔寨与老挝在1975年紧随着南越实行了共产主义,但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共产主义化,而且欧洲人对美国承诺延伸威慑的信心也没有受到影响。美国的失败或许鼓励了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以及——更具争议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干涉,但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它们感知到了美国国内对战争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受战争代价而不是战争结果所驱动),而不是美国的失败在声誉上造成的影响。[141]
再者,人们难以进行这样的论证,即假如美国在越南获胜,或者在非洲的争端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就可能不同。[142]举一个更近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黎巴嫩的失败并没有减少中东其他国家向美国寻求支持及援助的程度,这一结果与沃尔特(Walt)的发现是一致的,即中东的这些盟友都受到了外部威胁,其中90%的国家志在阻碍而不是迎合威胁性的强国。[143]一项涉及时间更长、地域更广的调查同样发现,“1689—1815年间的历史事实有助于证实‘自动调适’[或者说均势]理论而不是多米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