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kindle电子书下载)

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是研究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的大家,大陆的罗志田,庶几可与之并肩,但似乎还是差一点点。(个人观点)王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可与梁任公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参照着读。王书学术气浓厚,梁书脉络清晰、提纲挈领。下面的一段内容,讲的是清朝考据学的兴起的。

近代思想变化的起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是鸦片战争吗?讨论近代思想时,可以直接从汉学谈到新学吗?在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第三种思想力量,也就是宋学的复兴?而宋学的复兴究竟只是一种古代学说单纯的回潮,还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动向?

首先必须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已面临几种挑战。第一是内治的问题,动乱接踵而来,各种制度也出现问题,尤其是风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官僚的贪污腐化。正因为人们对贪污腐化触目惊心,所以会出现像魏源(1794—1856)等人的“挑菜会”以及倭仁(1804—1871)等人的“吃糠会”。第二种挑战是大家所熟知的鸦片及外夷的问题。

鸦片战争之前传统学问已经起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学术内在发展的结果;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但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出现裂痕。当时知识分子有一个疑问:为何考证学如此发达,出版的书这么多,而现实世界如此龌龊混乱?这个现象显然与清初大儒的主张相违背。清初大儒说,研求圣经贤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但是清季学者开始质疑这个大前提:将三代社会的真相弄得愈清楚,好像也愈不可能把三代的理想付诸实行?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地行诸当代?简言之,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危机感。人们怀疑当时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汉学考据,究竟与现实政术及道德风俗有何关联?这一门学问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现实关照性,以致学术自学术、社会自社会,汗牛充栋的考据学著作非但不能为现实世界世界带来一尺一寸的进步,反倒有恶劣的影响?

在《书林扬觯》一书中,方东树(1772—1851)便将当时学问与现实世界的巨大断裂说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这本书虽然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的,但发愿撰写则在道光五年(1825)的春天。他说当阮元(1764—1849)创建学海堂书院的来年,阮氏首先以“学者愿著何书”问堂中学生,方东树听了觉得非常感慨,他认为这个问题大错特错,阮元不应该只问学者想写什么书,而不问所写的书有什么用。故他慨叹后世著书太容易,“殆于有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于是发愤写成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的风气。他在终篇中说:

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精耗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此只谓之嗜好,不可谓之学。

这段话必须放在道光朝学术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针对乾嘉学者拼命考证著书,只管在学术社群中树立地位与声望,而不管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是否有任何关系而发的,所以他说那样拼命著述,如果“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则只能说是“嗜好”,不能称之为“学”。所谓“学”,照传统儒家的理想,应该是承担天下国家的实政实务。故他说:

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

方东树代表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都不满意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

他们也为宋学,乃至整个宋代申冤,认为许多考据学领袖无情地攻击宋学,乃至于“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实是最高明的,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以上这些观点基本是鸦片战争以前知识圈中的一个“意见气候”(climateofopinion)。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发展变得更加激烈。如果不能掌握上述的“意见气候”,便不能了解方东树的思想倾向,而如果不能掌握方氏的思想倾向,就不能了解他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汉学商兑》这部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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