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mobi，azw3电子书。以复杂个体之集合勾勒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海量档案细节，以独特视角构筑真实丰满的晚清民国家庭生活。清末，中国北方的人口买卖市场十分活跃，仆人、妻妾、童养媳、妓女、学徒、养子等，那时候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都依赖人口贩卖满足家庭所需。本书研究的正是这种人口交易是如何实现的，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社群和亲属网络。
作者对警局和法庭档案的使用相当创新，以富有细节的个体故事做串联，展示了当时的社会如何接受人口贩卖作为一种普通的交易事件。在审视关于奴隶和人口贩卖的法律辩论和精英话语的同时，也深入到了人贩子和受害者个体的世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全面且立体的处于历史变革中的底层人口流动图景。
书名: 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文景·海外中国研究。师承史景迁，以复杂个体之集合勾勒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海量档案细节，以独特视角构筑真实丰满的晚清民国家庭生活】
作者: [美]任思梅
格式: AZW3
人口贩卖真的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哦。
在晚清与民国时期，贩卖人口意味着什么？是否类似于一种所有制，甚至奴隶制？既有习俗中，各户人家通过交换嫁妆或聘礼使婚姻合法化，人口买卖是否只是延续了这种模式？在人口买卖这个问题中，汇集了传统的期望与义务、家庭网络、有关维生之道的修辞、交易与契约。整本书中，对这个广泛使用的短语“买卖人口”，我要么直译为“buying and selling people”，要么译成“trafficking in people”，后一种译法在20世纪早期更常用。在讨论奴隶制以及西方人对“白奴贸易”日益增加的焦虑时，清朝律法改良者将任何不正当的人口交易都描述成是“买卖人口”。这个词囊括了从妓院到苦力贸易、从收养到重婚市场的一切内容。一开始，20世纪初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讨论，其重点在于禁止以开启新的剥削而非抹平身份差异为目标的交易机制。这样的应对措施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在于，参与讨论者认为，中国社会涵纳了特定情境中的一连串身份，这些身份不能被二元地化约为自由的或受奴役的。西方个人自由的概念来自启蒙哲学，而在中国，人们依据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来理解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身份，以及自己相对于国家的角色。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是自由的，因为每个人都身居各种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等是自然的，在儒家份位原则中，一些人要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职责。直到19世纪下半叶，因与全球性事件相关的讯息传播到清帝国，与奴役相对立的民权与自由观念才传入中国，也是在此时，中国的观察者开始意识到，海外的中国“苦力”正在填补因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动力真空。由于接触到了西方有关奴役的话语，晚清的法学家和立法者们试图将中国种类繁多的交易方式，全都挤入一种单一而别扭的类别。确实，与其说“自由”和“奴役”等词在佐证家庭社会变革中起到了什么。
刘四曾经当过兵，后来成了人力车行管理员，接着又当上人贩子，杨以德手下的警员说服他成为线人后，刘四向天津警方详细解释了自己是如何牵扯进买卖人口的网络的：“就像你们已经发现的那样，我买来的孩子也经过了我自己的手。或许，想要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自己就是充分的证据。去年10月，张贵兴（人力车行的同事）与我一起去了河北大红桥，我们在那花45元买下了6岁男孩‘小虎’(55)。张贵兴、我还有其他两个同事（刘国林和张睿廷）还问一个姓除的人买了个名叫清吉的男孩。梁荫亭和张任氏去年冬天带去香港的就是这两个小男孩。”（意译）
纳顺洪的遗孀和堂亲纳兴斋被指控的案子涉及多个方面，此案也说明了，在民国时期，人贩子的手段正在不断创新。纳夫人与纳兴斋进入已故长官的士兵人脉，为他们的事业寻找支持。振武军士兵行进或一起在小站训练时形成的社交联结，在军队解散后依然延续下去。纳氏遗孀依靠口口相传来招募掮客、找到可供贩卖的儿童。1920—1921年的饥荒在华北留下大量走投无路的家庭以及家庭难以供养的孩子，足够为纳寡妇的买卖人口网络供应货源。在清代，饥馑、袍泽情和对本地情况的了解也发挥着作用，但到了民国，利用这些因素的机遇才蓬勃发展起来。尽管中国军阀割据的情形阻碍了高效的集中管理，但混乱的时局为罪犯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流动机会和现成的社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