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侵略中国,实在是做足了功夫,不但对中国一清二楚,周边国家也都清清楚楚。下面是对越南的调查的一部分。
第一节法国人(特别是法印当局)的对日感情
法国早在1887年就完全将印度支那据为自己的殖民地,以作为东方的帝国主义根据地。从那以后,法国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而来的殖民地重要性的加强以及对中国的扩张,使印度支那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以至于被说成是第二祖国。这种状况,与英帝国维持其称霸世界现状的政策相呼应,使法印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维护其在印度、澳洲和中国的权益的政策,都很重要。于是法国便利用英国的远东战略,来谋求法印的安稳,同时在印度支那推行彻底的殖民地同化政策、主义,而对第三国特别是“新起而势猛的日本”的进入,也就最有戒心、感到恐惧。所以,早在事变之前,从新兴日本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起,法印当局就因对日本的戒心和恐惧而不安,极为担心其为维护本国资本主义而对越南人实行的过于独断、专制的殖民政策,会使越南人自身对法感情恶化、出现独立运动征兆而蠢动,并受到依赖同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这种思想的浸润。从确保法印本身安全的需要来说,他们对日本及日本人不可能有好的感情。但通向云南的滇越铁路所带来的收益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日本商品的运输,日本还是鸿基的煤炭和钢铁输出的重要对象,不能予以太大的刺激。基于这些原因,他们只对涌入的日本商品采取高额关税政策,对与本国输入越南的商品形成竞争的,所征关税等于是绝对禁止,而不具竞争性的商品和越南人、华侨及法国人的必需品,虽然也被课以重税,但尚有打进去的余地。这一点,从日本在法印的商品90%是陶器、玻璃制品等杂货,日本人经营的商店95%是杂货店,也可明了。
可是,越南人文明程度低,其嗜好又有浓厚的东方特性,因而高级、洋派的法国商品不太适合他们对商品的需求,而带东方特点又物美价廉的日本商品则非常受欢迎,能激发购买欲望。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法印当局担心通过商品会导致越南人对法国离心的思想和依赖日本的思想的蔓延,进而对发生政治问题极有戒心,非常害怕。这就是他们不喜欢日本商品打入的缘由。同时,他们对越南人与日本人交往也极有戒心,他们可以将土地所有权给予中国人,却不允许给予日本人,加上日本政府当局实行消极的外交政策,这就给当地日侨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压制日本商品和阻碍越南人关注日本商品的事例很多,举例来说,昭和10年(1935年)8月20日,日本商人进口了脚套。越南人平时光着脚在炎热的山野劳动,脚套因此成为越南人最感兴趣的商品,得以迅速普及,由此,他们又进一步注意到日本其他的商品,对日本的关注发展到具有了政治意义。于是,法印当局竟对脚套也加征禁止性关税,以抑制其进口。如此看来,哪怕是越南人实际需要的商品,法印当局出于殖民政策,也无视其需要,而禁止我国商品打入。
第二节华侨的对日感情
在法印的华侨,事变前据说约有40万,他们的势力在法印的经济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大米的出口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就与土著的商业关系而言,也有相当势力,华侨与其说具有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关心政治,还不如说是被对经济的关注所支配,特别是在国民党尚未彻底表示抗日以前,他们只是在经济领域自由地生活。因此,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经营着大量的日本商品,按理说与日本人的关系并不坏,且法印当局也没有理由特别去注意华侨与日本人的接触,我国商人的主要顾客其实就是华侨。不管日中两国的政治走向如何,在经济关系方面,上述情况是无形的事实,呈现出互相依赖、共存共荣的状态。特别是在我国推出针对当地土著人的商品方面,是依赖于华侨的,从我国的商店多设于华侨街或其附近,就足以证明经济上的关系何其深、感情上何其融洽,但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彻底抗日,两者间的感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华侨对日感情恶化到极点。而法印华侨的经济势力,又会对利用英国远东政策的法印当局的对日感情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土人(越南人)的对日感情
越南人就其民族性来说,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即便不是如此,通过佛教也可以和日本民族有相通之处,在风俗习惯上,也能举出不少相类似的例子。在法国殖民政策的重压下,他们对“东洋之力”的依赖心强烈,日本的崛起使他们对日本愈来愈关心,强化了历史传统所自然给予的靠外力实现自身愿望的依赖心。在那里,民族独立运动屡屡掀起,衍成1933年安沛事件和其他数次积极的运动,导致八百数十人惨遭流血牺牲,他们请求日本给予积极的援助。但是,日本连实行消极政策都谈不上,简直就是漠不关心,这样越南人对日本的感情自然好不到哪儿去,如果说有好感,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对于法国高压政策的反动。但法国人极其反感越南人与日本人接触,一旦发现有越南人积极向日本人示好,会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套装共3册)(Kindle位置15268-1527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Kindl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