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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mobi,azw3电子书。著名历史军事地理学者宋杰详解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国家战略的里程碑巨作,读懂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底层逻辑!战争,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其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形势的影响。在大规模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地区由于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热点,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在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作“枢纽地区”。

作者以历史地理学家之卓识洞见,论述历代将领之得失,探究战争胜负背后的成因。同时,书中还探索了枢纽地区的分布和变化问题,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研讨各个时期兵家要地的转移情况,剖析其中的社会背景与原因。

兵学中的“衢地”——枢纽地区

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的胜负,除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指挥、装备、士气等影响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地理形势(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制约。正确地选择和利用战争的地理条件,往往也是克敌制胜的要因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技术、交通手段落后的古代,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更为显著,以至于长江大河被称为“天堑”,崇山峻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大规模的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面积有限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对战争的结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军事地理学中叫作“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

在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融合速度的加快,各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诸侯国间的战争规模扩大、次数频繁,装备、技术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一切使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视野变得广阔起来,考虑战略问题时,开始把“天下”看成一个由不同区域组成的整体,其中某些区域的地位价值较高,在兼并战争中如果能被率先夺取、控制,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态势。这种认识的产生,在时间上远远领先于西方近代“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最早是由我国的“兵学之祖”孙武提出来的。孙武在其著名的十三篇兵法中,把位置、地形不同的作战区域分为九类,强调对它们应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其中,敌国、我国与第三国接壤,道路四通的地区称为“衢地”,最有战略价值——“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若是先敌占领,就能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营造主动的局面。略晚于孙武的范雎,在向秦昭王阐述其“远交近攻”的著名战略时,对各国的地理形势做了全方位的分析,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2]。指出秦国若要成就霸业,必须先攻取这一枢纽地区,才能逐步兼并楚、赵、齐、燕等边远敌国。秦国遵行他的主张,终获成功,得以扫清六合,一统寰宇。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以来,历代的军事家、兵学家非常重视枢纽地区的控制,认为封建政权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应该牢牢掌握住它,这样就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3]。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探讨其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以及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很有意义的课题。

我国古代战争的地域分类和锁钥地点

自秦朝以来,我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雄踞东亚大陆。一方面,因为疆域辽阔,汉族居住生活的东部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在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平衡。汉族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存,双方在战时攻掠烧杀,尖锐对立;即便在和平时期,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通常也只有名义上的藩属关系,相当松散;朝廷对戎狄蛮夷多是设官监护、羁縻,不干涉当地政务,很少建立直接统治的机构。这个政治特点反映在地域上就是古代中华民族活动的东亚大陆上始终存在着若干历史民族区,从事游牧、狩猎、农牧、农耕生活的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以长城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东端为分界线,对汉族居住的东部地区构成了半包围状态,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局面。

此外,汉族居住的东部季风区幅员广阔,自然条件也不一致,区域开发有早有晚,使其内部各地区在经济生活、政治趋向、风俗文化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区别,结果导致汉族居住区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往往表现为南、北方或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抗。封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分裂、割据,甚至持续数百年。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东部地区习惯上以函谷关或崤山、太行山及长江为界,分为关(山)西、关(山)东、江南三大基本经济区,代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南丘陵,社会严重动乱时由几股政治势力分别占据。宋朝以后则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方。从根本上讲,在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像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并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上的自立为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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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域的地理特点

河东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就成为我国境内原始农牧业极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与关中、豫西北平原并称),晋西南平原发现了400多处。[1]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该地区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河东区域;今临汾市、翼城县、夏县、新绛县、绛县、曲沃县、河津市、闻喜县、运城市、永济市等地均发现了夏文化遗址。[2]河东由于位置居中,自然环境优越,交通方便,在夏商周三代一直是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战国前期,李悝为魏相,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遂使国家富强。给魏国早期的对外征伐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劳力和粮草财赋,奠定了其霸业兴盛的经济基础。魏国迁都大梁之后,秦国经过多年的蚕食侵略,占领了河东,从而使三晋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如《战国策·赵策四》所言:“秦得安邑之饶,魏为上交,韩必入朝秦。”

三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曹操亦把河东视为“天下之要地”。据《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所载,曹操拜杜畿为河东太守,巩固当地的统治,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经济,后来平定关西之乱时,河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超、韩遂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坂,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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