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疡》多次提到1919年，但对1949年却不置一词。除赞扬周恩来、邓小平及赵紫阳的“对外开放”外，《河殇》完全不谈共产党的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河殇》作者眼中，毛的革命对改变中国僵滞的历史，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不过是“封建”落后意识的反映和继续。
《河殇》基本上无视或是否定共产主义革命，由此，也否定了承担革命的主体，即农民，他们批判农民是落后传统和“封建”意识的社会载体。一位着名的西方学者在评论《河殇》时说：“在片中，农民社会简直无可救药。唯一採访的一位农民在回答他作为一名多子女的父亲有何感受时，这位农民大谈中国人口过剩的问题。”
然而，尽管背负着沉重历史和传统包袱的中国现状不尽人意，但《河殇》最后得出了充满希望的结论，中国最终已作好与千年“超稳定”封建结构决裂的准备。一方面，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现实，给中国树立了一个明确的可以傚仿的榜样，《河殇》在最后一集中将这一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榜样称为“蔚蓝色”文明。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领导人通过实行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政策，承认傚仿西方榜样的必要性。《河殇》还特别〖间接但十分明显地）赞扬了赵紫阳和他的沿海发展战略。但是，根据《河殇》的编导者，中国最大的希望在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他们是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真正懂得民主和科学，因此，在实行市场改革计划中，为共产党提供正确的指导。解说员在电视片满怀激情地说，知识分子是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一个独特的团体”。正是知识分子“掌握着摧毁无知和迷信的武器；正是他们能够与海洋文明实行直接的对话；正是他们能够将蔚蓝而又清澈的科学民主清泉引入到黄色土地中”。
邓小平政权及其批评者都普遍认为，电视片《河殇》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採取政治行动起了煽动作用，因此，是导致1989年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例如，刘宾雁写道，1988年的这部电视片（以及早些时代播出的电视剧《新星》，“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说明知识分子有能力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181989年6月4日悲剧发生后，共产党领导人反复批判《河殇》煽动了官方所谓的“反革命暴乱”，通缉作者苏晓康，他流亡到了国外。
《河殇》作者们的意图是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为此，他们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那些反对赵紫阳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虽然政治改革十分有限）的保守的共产党干部。政治上保守的官僚通常在文化上也是保守的，因此，《河殇》把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专制特徵与传统中国文化的专制内容联系在一起，使得多数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双重愤怒一否定民族文化遗产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弃，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