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mobi，azw3电子书。為何十八世紀準噶爾帝國滅亡會讓新疆、蒙古與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新清史宗師破解民族主義的經典之作．全球唯一中譯本。
《中國西征》的歷史，反映了「中國」被建構與詮釋成中國的過程。本書藉由對多種語言與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帶領讀者穿透當代的民族國家框架，重新回到那個勝負、疆界、國家定義都尚未僵固的精彩時代，省思「中國」的變動定義與多元可能。
地理環境、國家建構和民族認同
三大理論性視角貫穿本研究：邊境環境、國家建構，以及透過歷史再現建構的民族認同與族裔認同。出於瞭解環境在形塑人類事務上的關鍵角色，許多史學家將焦點放在人類與自然的互動。然而，過往西方學者在分析亞洲歷史時，往往用某種環境決定論來解釋亞洲的衰弱。這反映了十九世紀歐洲人自認種族優越的心態。十八世紀時，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用亞洲平坦單調的平原與歐洲多樣化的地景對比，來解釋亞洲專制和歐洲自由之間的差異。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在《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分析也採用類似手法，以國家對水利工程的控制為由，將帝制中國獨裁與共產蘇聯作連結。孟德斯鳩和魏復古都使用粗糙且過度簡化的歐亞環境對比，來支持意識形態論點，保護西方自由以對抗東方的威脅。稱職的環境史研究必須擺脫這項負面傳統，不帶政治成見地看待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更加微妙的關係。
美國地理學家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將中央歐亞環境變遷與文明演化直接連結在一起。一九○三至一九○六年，他旅行穿越中國突厥斯坦（編按：即今東突厥斯坦）並寫成《亞洲的脈動》（The Pulse of Asia）。亨丁頓在書中指出
在相對乾燥的地帶，乾旱加劇是可怕的大災難，會導致饑荒與民不聊生。這又造成了大量的戰爭與遷徙，進而引發王朝與帝國的覆滅、新民族的崛起，以及新文明的發展。相反的，倘若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不乾燥，民生條件有所改善，則繁榮與富足常在。大動干戈的誘惑減少，人們有更多餘裕專注發展較為溫和的藝術與科學，使文明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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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歐洲與亞洲的國家創建
清朝的征服決定性的改變了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兩者之間的中央歐亞民族的歷史。我已經分析了清朝與準噶爾的衝突如何是一個競爭性的國家構建過程，兩邊都必須動員經濟與軍事資源，建立行政組織與發展征服和統治的意識形態。清朝並非是以一個業已建立完備的國家，面對著一群沒有組織的「匪徒」。在十七世紀初期，滿洲人建構了一個用以推動軍事征服的國家機器，且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為止，擴張國家領土仍然是王朝統治者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拒絕滿洲支配的蒙古人也在中央歐亞創造了一個越來越「類似國家」的國家機器統治，從鬆散的部落聯盟趨向定居政權的結構。滿洲與準噶爾人都建立了一座首都，都提倡農業墾殖與贊助貿易，都發展官僚程序並以其作為不斷軍事征伐的基礎。戰爭餵養國家，而國家則供應戰爭所需的資源。滿洲人在征服中國本部後，手上已經擁有比起準噶爾人更多的經濟資源，而且他們也繼承了運輸網路，能夠將人員、穀物與貨幣等關鍵資源在緊密的交換系統中連結起來。準噶爾人則必須在一個更為廣大且未整合的空間中，收集更為分散的物資，這使得他們的國家創建計畫更具挑戰性，而且最終僅能短暫存續。
但令人驚訝地，準噶爾的確持續長時間抵抗清朝的毀滅力量。他們受到兩個重要因素的庇佑：機動性與距離。陸地運輸的高昂成本導致滿人無法有效擴大他們在長城以外的控制，除非他們獲得蒙古人的聯盟。清朝在雍正時期的很多計畫都是致力於以經濟誘因、外交和軍事力量來贏取蒙古人的同盟。雍正在一七三一年的恥辱性敗戰，具體顯示了中央歐亞的貧困與廣大對於清朝勢力擴展所加諸的嚴厲限制。
為了處理本書驚人的時空跨度與多方視角，《中國西征》除了中文與英文史料，還嫻熟兼採蒙文、滿文、俄文與日文等多達七種語言的史料。既關照帝國征服者塑造歷史的方式，亦挖掘歷史失語者的低聲呢喃，本書完整描繪了三大帝國彼此相爭、橫亙兩百年的精采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