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与和平之梦mobi，azw3。美国考古学会图书奖,全面解析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政治学与人类学!
本书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历史，综合考古学、政治学视角，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及长期人类学探索，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于文化遗产。书中论及许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叙利亚帕尔米拉等，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本书呼吁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以及遗产保护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
技术统治
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的成功备受推崇，随之而来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了很多新的请求，希望它在文化遗产领域帮助保护历史遗迹。很多古代奇迹都需要挽救，比如雅典卫城、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巨大的佛教建筑群、泰国北部素可泰王国的首都、黎巴嫩南部沿海宏大的腓尼基提尔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大量保护文物的任务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该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各种呼吁，以期确保对这些世界瞩目的历史遗迹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严格来说，后来的这些保护项目都是针对遗址的项目，不像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具有野外考古的成分。而该组织向全世界发出的“挽救摩亨佐达罗”的呼吁，其直接目的是挽救巴基斯坦境内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考古遗迹，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面积最大的、由人类设计的城市居住群。这个庞大的都市占地一百多公顷，有证据显示这座城市拥有巨大的粮仓、公共浴室、精心制作的排水系统、水井以及污水处理系统，估计人口总数为四万多。它被认为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中最大的城市之一，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城市，已经拥有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土木工程和城市规划。
伦纳德·伍莱爵士为朱利安·赫胥黎极具争议的《人类历史》撰写了关于摩亨佐达罗的文字，出版于1958年。印度考古学家R.D.班纳吉于1922年第一次发现并发掘了该遗址，当时印度考古勘察部总干事、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全程进行了监督。20世纪40年代后期，接替马歇尔担任总干事的是干劲十足的莫蒂默·惠勒。他继续发掘工作，并用独有的、炫耀的方式描述了这座繁荣的城市是如何在印度雅利安入侵者的手中走向了末日。[262]该遗址在分治前就具有殖民属性。1964年，美国人乔治·戴尔斯开始负责该遗迹的发掘任务，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对摩亨佐达罗进行长期保护的工作正面临着威胁。由于他们看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救助阿布辛拜勒神庙中的所作所为（当时该救助工作正在进行），也看到了该组织在大规模挽救考古遗产和建筑遗产上成功提供的专业帮助，所以显然，此时最好的求助对象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哈罗德·普伦德莱斯——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始创者及领导者，也是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的重要人物——前往考察摩亨佐达罗，并且就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写一份报告。两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奈德科公司去完成另一项专业服务任务。这是一家荷兰工程咨询公司，擅长水处理，曾经在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中服务过。[263]后来，1968年10月，一个由考古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被派遣至该遗址，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1969年2月，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工作。这个团队中的有些人已经在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中为大家所熟悉：J.O.布鲁、路易斯·克里斯托弗、卡奇米耶兹·米卡洛夫斯基和莫蒂默·惠勒爵士。他们在工作报告中表示不同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摩亨佐达罗提供的技术支持，认为它太过依赖“技术科学和工程”，而不是研究和发掘工作。他们建议要“同样关注考古需求”，并认为若要准确评估保护该遗址的方法是否合适，“唯一的办法是将其应用于足够丰富的发掘工作之中”。[264]惠勒和巴基斯坦官员都强调：把发掘工作和将来的摩亨佐达罗计划融为一体是重要的事情，要对现存遗址进行更深的挖掘，同时开发该遗址探测的新区域。团队认为，如果没有五个连续的挖掘期，那么考古工作就无法令人满意。每一个挖掘期大约需要花费九万五千美元。如同邀请外国团队到埃及和苏丹进行文物救助工作一样，报告认为巴基斯坦应该考虑建立一种分配方案，如果外国团队加入发掘工作，那么应该让它们也得到一份考古发现。但是正如荷兰工程师指出的那样，正在进行的挖掘工作，也许“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现存废墟的保护问题毫无关联”。[265]最终，考古勘测、挖掘或者是研究，都得不到任何资助，只有文物保护得到一部分资助。
今天，摩亨佐达罗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座用砖头建成的庞大的城市，其主要建筑物和街道呈网格状分布，城市拥有排水系统，还有证据显示其工艺专长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跨国贸易网络。据估计，这处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有三分之二尚未被发掘。与阿布辛拜勒神庙的情况相似，摩亨佐达罗的命运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书写新的民族历史、国家发展计划以及持续多年的对现代性的渴望。所有这些面向未来的决定都将对过去产生影响。1932年，苏库尔拦河坝及其巨大的运河网络开始对稻谷的生长提供灌溉，这使得地下水的水位升到很高的位置。土壤被快速渗透，盐分被带到地表，进入废墟，导致晒干的泥土结构碎裂。[266]媒体报道警告说，这处遗址正“面临消亡”，并将在几年之后成为碎屑。周围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这处遗址造成了威胁，包括洪水泛滥，土质因为盐分增加而变得恶劣，还有城市内涝。惠勒在1950年进行的发掘工作中曾经试图挖掘到考古所能达到的最底层，但是“从沟槽中渗出的地下水”阻碍了这一项工作——教育部秘书古德拉·乌拉·沙巴在1974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了这点，惠勒本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267]同年，巴基斯坦政府提出请求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即发起对摩亨佐达罗的国际保护运动。
……
反乌托邦
2016年8月22日，来自廷巴克图的图阿雷格人艾哈迈德·法基·马赫迪出现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他创造了历史。他是第一个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承认自己触犯了《罗马规约》第八条，犯下了战争罪的人。这也是第一次把故意毁坏文化遗产作为主要罪状提交法庭。马赫迪被控于2012年6月至7月的十天时间里在其家乡马里的廷巴克图犯下罪行。2015年9月下旬，他在尼日尔被捕。他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在对廷巴克图受人敬仰的伊斯兰圣人的九个陵墓和西迪·雅希亚清真寺的门户实施的破坏行动中，他是赫斯巴的宗教专家和首领，或者是伊斯兰卫士的道德警察。对照规约第八条，他获得的罪名是：“在没有正当军事需求的情况下，非法且恶意地大规模破坏和侵吞文化遗产。”这种破坏等同于其他战争罪行，例如：故意谋杀、施以酷刑、野蛮行径、扣留人质以及驱逐出境。[751]
对于马赫迪受到的控诉，公众反响强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世界媒体似乎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如果看了庭审过程，研究过文字材料，人们会觉得更烦恼，就如辩护律师让—路易斯·基里森所说的那样：最终，“你们是在对一个人进行宣判”。其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控告，虽然他们也对马里的平民实施了残暴行为：谋杀、处死、强奸、断肢、抢劫、暴力、恫吓，并且使用童子军。马里安全武装力量用非法扣押和酷刑来应对那些平民和种族团体的暴动。[752]战争双方都对犯下的罪行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但是这些罪行的实施者不会出现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把文化遗产变成了失败措施的替罪羊——原本希望那些措施可以让个体对更为严重的罪行负起责任。值得关注的是，马赫迪自己并未参与针对廷巴克图人民的暴力行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迷路的儿子”。基里森的问题是：“比较一下，拆毁墙壁和残害生命，轰炸建筑物和枪杀平民，哪一种罪行更为严重？”他提醒法庭：“严惩战争犯罪必然有其负面影响。罪恶原本已经犯下，而我们再来惩罚犯罪之人，这样做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的确，这种讨论有其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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