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望的疑问mobi，azw3。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此外，胡若望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不仅众所周知，而且信仰已久。他早在1700年就皈依基督教，那时他才十九岁，耶稣会神父庞嘉宾（Gaspar Castner）与利国安（John Laureati）正在佛山及邻近地区努力讲道以及建设教堂，而为当地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活跃的基础。[7]胡若望受洗之后取名若望（译注：即利国安原名John的音译），借此向利国安神父致敬。后来，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他也让儿子受洗，并且取名盖斯帕（译注：即庞嘉宾原名Gaspar的音译），以纪念庞嘉宾。
由于胡若望熟知基督教教义，信仰又虔诚，因此被选为传信部那座教堂的传道师。[8]传道师的筛选非常严谨，广州的中国传道师又素以勤勉真诚著称。由于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说话总是多所保留，面对自己的同胞则能够比较坦承说出自己的私密之事，因此欧洲教士都利用中国传道师去接触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对象，了解他们内心的疑虑、化解他们的家庭问题，以促使他们投入基督教的信仰。这些传道师也会在清晨时分巡逻街道，找寻被贫困父母遗弃的婴儿。这样的婴儿通常都因为疾病或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但传道师还是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教堂，立即让他们接受洗礼。这么一来，就算他们存活不了，至少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死去。如果婴儿幸运活了下来，教会又能够找到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寄养，那么他们就可以被养育成为基督徒。传道师和医院的护理人员对于弃婴也有台面下的默契：只要有婴儿性命危急，护理人员就会通知传道师，以便他们能够赶到医院，自己直接帮临死的婴儿施洗（欧洲的神父不敢进医院，因为医院里随时都有奶妈值班，消息一旦流出难免掀起轩然大波）。广州的天主教徒在1719年施洗了136名婴儿，1721年施洗了241名，但天知道还有多少弃婴在无人闻问的情况下死去。[9]
广州是一座大城市——如果住处位于市郊，乘轿到市中心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住在那里的欧洲人猜测该市人口数大约为一百万；见识过广州与巴黎的人，则认为广州不比巴黎小，但广州的建筑都是平房，所以很难判断。广州其实是由四座互相紧邻的城市构成。在珠江北岸，距离河畔不远，有一块高墙围绕的地区，称为“中国城”，是总督衙
门所在地，也是皇帝指派的粤海关监督的驻在地点，欧洲人称呼此一监督官为“户部”。这里的街道狭窄又拥挤，小商店林立。中国城以北另有一块同样以高墙围绕的区域，自从满人在1640年代征服中国以来就称为“满洲城”或“鞑靼城”。满人的卫戍部队主要驻扎于此，广东巡抚的衙门也位于这里。满洲城的街道是宽敞的铺面道路，点缀着平行搭建的牌楼，显得气势宏伟又秩序井然，正是适合当地举行科举以及祭孔典礼的各种正式建筑。
在这两块以高墙和门楼向人宣告其正式地位的飞地以西，紧接着是第三座大都市，即广州的商业与居住中心，街道均由粗石精心铺成，举目所及尽是雅致的店铺与住宅，河岸上则排列着一座座的仓库，为殷实的商贾所有。在这个地区，街道上的凉篷遮挡了酷热的夏日阳光，同时也证明了此处居住的都是追求舒适生活品位的富有人士。第四座城市则在珠江沿岸展开，散布在有如迷宫般狭小的内陆水道与河渠之间。这是赤贫百姓与蜑民的居住地。在这里，船只彼此紧挨着成排停泊，密密麻麻的桅杆衬着天空，一名法国观察者描述道：“这里的街道是以船只为行道树。”
洋人居民散布于广州各个不同地区。在西部市郊，葡萄牙耶稣会士住在他们宽广的欧式教堂附近。中国城东北部住着法国耶稣会士。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则分布着其他教派的教堂与住宅，还有教廷传信部。在河流边缘，就在西部市郊与中国城的交接处，可以见到西洋商人的住所与仓库，他们称之为“工厂”。借由精明的交涉，法国人已向中国官员争取到这里的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的基地不仅繁荣，设施也相当完善。其他国家的商人与官员——英国、荷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比利时奥斯坦德居民——则是随着季风循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而来来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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